FDI主办方访谈|魔鬼的细节
嘉 宾：Christian Campbell先生、Facundo Marcone先生；
编 辑：诗诗姐、violet、Polaris、Julieen、端端、goose；
时 间：2023年12月9日。
编辑组：很高兴见到各位！
嘉宾介绍
Christian Campbell：很高兴见到大家！我很高兴接受这次采访，也很高兴Facundo能够加入我们，但遗憾的是案例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未能出席。但正如我建议的，法律竞赛也可以征求案例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意见。Facundo是2023年案例委员会的主要人物，我认为他可以告诉我们所有想要了解的事情。
编辑组：感谢FDI Moot主办方愿意与“法律竞赛”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40,000余名关注者们分享观点和经验。今天到场的编辑们包括今年 FDI Moot的仲裁庭秘书、主办方CILS的实习生，以及往届FDI Moot的获奖选手。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各位嘉宾，希望可以请各位嘉宾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Christian Campbell：大家好，我叫Christian Campbell，FDI Moot的创始人之一，也是FDI Moot的创始组织CILS的负责人之一。我与国际投资仲裁的联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还是一名初年级律师，在伦敦的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工作，该公司在30年前被雪佛龙收购，后来我在Christoph Schreuer教授的指导下担任研究助理。自2008年开始创办FDI Moot以来，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法学生们逐渐熟悉国际投资仲裁，并在比赛之后激发学习与工作的兴趣，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突破。
Facundo Marcone：谢谢Chris！我叫Facundo，是Dentons律师事务所的中年级律师。我目前业务领域涵盖争议解决，包括诉讼、仲裁，以及公司重组和金融科技等公司业务。我与FDI Moot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19年，当时我作为学生参赛，毕业后我曾担任多所大学的赛队教练。去年我和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合作，指导队员参赛。今年，我是撰写2023年案例的案例委员会成员之一。
Christian Campbell：哈哈，我想这就是你今年不能成为赛队教练的原因。Facundo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教练。他与FDI Moot社群组织相处得很好，一直致力于帮助很多大学的赛队寻找竞赛教练。我认为对于新生赛队来说，得到合适的教练指导是很难得且必要的。
Facundo Marcone：是的，这是因为一些赛队表示他们没有可用的教练，所以我们建议创建一个计划来帮助没有教练的赛队，这项计划帮助了至少三所大学取得好成绩。现在我们期待推出第二个项目，它更加成熟和精细，可以帮助赛队成员们表现得更好。但正如你所说，今年我被禁止执教，所以……
创办比赛的初衷
诗诗姐：理解理解，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结合各位的职业经历和模拟法庭经历，今天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一些问题。我想第一个问题应该由Chris回答。根据网站官方信息，自2008年FDI Moot创立以来，CILS作为创始组织一直大力支持并推进FDI Moot的发展。我们很好奇组委会当时决定设立这样的国际投资仲裁模拟法庭比赛的原因。
Christian Campbell：好的，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在莎士比亚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在90年代担任Christoph Schreuer教授的研究助理，当时他正在撰写有关《ICSID公约》的评论。所以当时我对国际仲裁机制很感兴趣。另外，我在2001年左右作为萨尔茨堡大学赛队的教练参加了Vis Moot比赛，从这次经历中我认为模拟法庭实际上是学生实践所学知识的最佳机会，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是从实践中学习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经验。因此，我认为举办国际投资仲裁模拟法庭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们和当时的同事一起开始列出其他可以支持我们的机构。我们邀请波士顿萨福克大学法学院作为合作伙伴加入我们，以及我的联合主任 Christopher Gibson教授，他拥有在位于德黑兰的“伊朗-美国求偿法庭”担任律师的经验，该法庭是专门处理伊朗与美国之间投资争端的强制机构。
Christian Campbell：然后我们招募了他的一位同事杰克·科（Jack Coe），他是佩珀代因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以该校斯特劳斯研究所的替代性争议解决项目而闻名。接着我们招募了管理英国邓迪大学能源与矿业法律政策中心的托马斯·韦尔德（Thomas Wälde），他曾是1990年代中期《能源宪章条约》起草的主要人物之一。然后，德国领先的仲裁机构DIS（德国仲裁协会Deutsche Institution für Schiedsgerichtsbarkeit）与我们联系。这些人共同组成了FDI的创始团队。不幸的是，托马斯·韦尔德在2008年因事故去世，就在第一次正式比赛前不久。所以我们邀请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加入，因为我们认识那里的费德里科·奥尔蒂诺教授（Federico Ortino），他也是国际经济法方面的知名学者。这就是我们的创始团队，也是我们认为开办这项比赛是个好主意的原因。
举办比赛的困难与挑战
Violet：感谢Chris的分享。在至今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您作为主办方曾经遇到过哪些困难或挑战呢？
Christian Campbell：这很难说。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些困难，但通常都是小问题。毕竟事后看来，当时的困难总是显得很渺小。但关于这项比赛有一点不同的是，全球赛的举办地点总是在改变。相比而言，比如Vis Moot总是在维也纳举办，而Jessup全球赛总是在华盛顿特区举行。
最初，我们只在创始机构之间轮换全球赛地点，包括波士顿、法兰克福、洛杉矶（佩珀代因大学所在地）和伦敦。但后来，我们也尝试在其他地区举行，比如在2016年，我们首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全球赛。我们认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举办比赛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众所周知，阿根廷一直是投资者—国家争端的领先国家之一。我们认为在一个政府每天都在讨论此类争端的地点举行比赛，是非常有意义的。
后来我们受到斯德哥尔摩商会的邀请，一个高度参与仲裁和投资仲裁的机构，我们也去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然后我们去了迈阿密。我提到这些的原因是，我们经历过的典型情况总是要适应一个新的地点，并且总是要找到合适的场地。而且，我们合作的人是新的，他们也必须了解我们，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他们。
而在经常更换比赛地点的情况下，通常会出现不同的签证问题。在2023年的比赛中，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挑战，且我相信中国的队伍也很清楚，就是对于中国的参赛队伍而言，获得印度签证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去年中国的参赛队伍不得不以线上参加比赛，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尤其在三年因为疫情导致的线上参赛后。虽然有些令人失望，但签证问题总是会遇到一些挑战。FDI的全球赛并不总是在同一个地点举行，所以我们必须要熟悉新的签证规定，了解如何准备签证邀请信，以及获得签证所需的程序等等。
总决赛场地选择因素
Violet：既然我们谈到了总决赛的场地，我们也非常好奇您在选择哪个城市承办总决赛时，考虑了哪些因素？
Christian Campbell：一般来说，创办机构往往拥有第一选择权，所以他们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它们想要主办，那么波士顿、洛杉矶、伦敦或德国会是第一选择。因此，德国仲裁协会（DIS）、伦敦国王学院（KCL）、Pepper Dine或Suffolk可能会成为我们的首选承办方。除了这些地方之外，我们通常会考虑那些交通方便、仲裁社群成熟、旅行环境优美、人们乐于前往的地方。例如，我们2024年将回到德国，因为德国仲裁协会希望在那里举办FDI比赛，并且我们已经有大约十年没有在那里办赛了。不过，我们将于2025年回到波士顿，因为波士顿自2017年以来就没有主办过，他们希望能够再次主办。
Christian Campbell：但2026年，我想我们会在深圳举办比赛。深圳国际仲裁院（SCIA）已表示了办赛意向，并且我们的创始人委员会已经初步批准。我想，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可能会成为官方消息，以上就是我们选择线下赛举办地点所考虑的基本因素，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交通便利的城市、一个有仲裁社群的城市。
诗诗姐：好的，我很期待2026年的到来，希望我能有机会继续担任仲裁庭秘书。
Christian Campbell：那会你都该是仲裁员了。
诗诗姐：那我可得好好尝试一下。我们下面一个问题与FDI模拟法庭的赛题，尤其是2023年的赛题有关。我觉得也许Facundo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分享更多想法。我的问题是：FDI的案件情节总是充满曲折的，因此，我们很想知道是什么真实事件启发了今年的案例委员会编写出了这个案例？
赛题创作过程
Facundo Marcone：好，那我先透露一下。Christian应该知道的，我一开始的初衷是编写一个有关数字资产和加密货币的案例。但几乎所有案例委员会的成员都拒绝了我的提议，因为加密货币案件处理起来相当复杂，更何况还要把加密货币争议与投资仲裁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也确实在理，因为现实中几乎没有处理数字资产和加密货币的投资案例。
Facundo Marcone：但我觉得，FDI的案例委员会一直在追求事情之一就是站在最前沿、最高点，讨论国际投资法目前正在激烈进行的最新争议。而如今，我们正在面临一种全球性的新型制裁体系，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从这种讨论开始呢？ 所以我下一步思考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全球性新型制裁体系引发了什么样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便是国家安全问题。例如，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在欧洲看到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监管措施的法律框架的发展，以及该框架如何演变为外国投资者境外投资的利好政策和限制条件。
Facundo Marcone：从这一点出发，我又一次提议，“嘿，让我们来找一些不那么明显的违规行为吧，我们需要一些灰色的命题”。这意味着有一天你醒来时支持申请人，而在另一天，你醒来后会认为其实答辩人也有道理。因此，为了平衡案件，我需要一些“可以被质疑”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了无人机、无人驾驶车辆行业。
Facundo Marcone：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深挖这个行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因此关注到了两用（民用+军用）物品的监管规则及发展，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和补充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大致思路，即如何从最初关注制裁体系，到关注制裁措施如何影响特定行业的，以及最终，这种影响是如何落实到2023 赛题里的。如前所述，这就是我们的思考过程，至少从赛题投资争议相关内容来看，我们设计赛题案情流程的想法就是这样被讨论出来的。我希望我们的整份赛题能拥有丰富的事实和充分的讨论空间。
设计赛题的想法还来源于近期国际仲裁界讨论较多的热点话题，例如律师辞职问题。正如我们所见，由于俄乌战争的发生，许多律师选择辞职，不再为俄罗斯代理案件。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方意见不一。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在案件中讨论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正在持续发生的问题。正在激烈讨论的话题总是更加有意思一些，因为它们还没有尘埃落定。大家可以从事实场景、事实案例中提取问题，让赛队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进行辩论。
端端：原来如此，谢谢Facundo的分享。那么Chris，当你第一次看到案例委员会编写的案例初稿时你有什么想法呢，你有什么更进一步的修改意见嘛？
赛题初稿审核与反馈
Christian Campbell：其实，Facundo其实已经透露了一些编撰赛题时的幕后花絮，例如加密货币和数字经济争议。我一开始拿到赛题初稿时，我们对于上述争议是否成熟到能够被纳入FDI Moot中持不确定的态度。我们认为相关争议可能还需要再发展几年才能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但后来，案例委员会向我们提交了一份更详细的大纲提案，并把它交给我们的审查委员会复核。我们的审查委员会由 10 -12 名律师或学者组成，他们分别从业5年- 20年不等。审查委员会对所提呈的案例大纲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案例委员会根据反馈对赛题大纲稍作调整。然后，案例委员会会向我们提交一个更新的版本，我称之为“更好的版本”。因此，就像软件开发行业一样，“更好的版本”一般会做些内容的扩展，包括仲裁请求，答辩状，部分证据，和程序令，程序令确定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这一阶段，我们通常会给他们一些反馈意见，大概像：“哦，这看起来太有利于申请人了”，或者“这看起来太有利于被申请人了”，诸如此类。
Christian Campbell：但很快，委员会根据我们的反馈做出回应。虽然完善赛题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但令我很惊讶的是，尽管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案例委员会，但是每一次他们都做得很好。一开始，我还会有点担心，他们能做到吗？但当他们完成后，我通常非常满意。从案例委员会的遴选，到最终FDI Moot走到正赛环节，我目睹了整套赛题的诞生。我每次都会非常震撼，原来每一稿每一行都会存在微小却别出心裁的差别，我想Facundo也许可以证实这一点。即使他们已经定稿并发布了最终赛题，但是我们的案例委员会从来不会停止思考，因为每年 6 月到8 月都会有大量赛队提交争议澄清申请。案例委员会在收到这些赛队提问后，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可能会将案件推向哪个案例委员会成员们之前没有思考过的方向，然后通过发布第 3 号或第 4 号程序令方式在现有赛题中增加一些额外的事实或者细节。对我来说，目睹这一切的发生就像观看我最喜欢的电视系列节目一样。
端端：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谢谢Chris。
对参赛者了解赛题新技术的期望
Violet：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每年FDI赛题都会涉及到非常具象化的事物，比如2023年赛题是围绕无人机展开的。所以我很好奇，每当案例委员会在赛题中设计一些新的概念或者前沿的技术时，你们期待参赛者能够全面细致地了解这些新奇的东西，还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够了呢?
Chris：Facundo, 这是给你的问题。
Facundo Marcone： 作为案例委员会成员、模拟法庭预赛和地区赛的仲裁员和赛队教练，我发现，那些总是脱颖而出、或者说更为成功的赛队，都对行业本身有专业分析，而不仅仅局限于了解FET（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征收、管辖权基础和其他法律知识。因为在实践中，处理这些业务的律师在他们所讨论的行业领域也有扎实的专业积累。你可以上网查查那些顶尖的投资仲裁律师，他们在油气或能源行业也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这就是他们为案件带来的关键价值，也让他们在了解特定行业的损害赔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的道理在模拟法庭中也是适用的。
选手们不仅需要理解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否影响投资，如何影响投资，还需要了解具体的措施是如何渗透到这个行业的。这个问题很难被回答，但我们将它放在赛题中供选手们自由探索。（去年的赛题中），关于涉嫌违反双重用途法律规定的问题是争议点之一，有的参赛队伍进行了讨论，而有的队伍没有。双重用途产品被发现用于战争也是现正发生的事实。去年，中东、亚洲和欧洲地区发生了很多小规模内战，尽管生产商们并不乐见，但很多西方的电子元件被发现用于无人机或其他战争机器。在全球化市场中，我们目睹了这种情况如何发生，所以，赛题里的这种讨论其实也是在指出，元件的生产商们要为他们的产品最终如何成为战争的一部分负责。
总的来说，优秀的选手是那些愿意在特定领域投入额外精力来解决案件所有要点的人。在模拟法庭的很多次庭辩中，我都发现，仲裁员们期望看到选手们是如何实际参与到案件中，去具体证明一方的行为如何违反法律，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说违反了法律。这也是获胜的庭辩选手出类拔萃的地方。
在2019年处理与社交网络有关的案件时，我们同样做了这些工作。当时涉及了一个损害赔偿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社交网络业务的运作方式。我们在谷歌的阿根廷办公室会见了一位专家，她向我们解释了社交网络和互联网业务的运作方式。这些有关行业运作方式的专业信息，选手们或许不会直接写进memo中，但可以在庭辩中运用。
参赛队伍对赛题争议点的挖掘情况
诗诗姐：谢谢Facundo的回答。我们注意到，案例委员会在赛题中提出了很多想法和思路。作为赛题起草人和主要仲裁员之一，您认为今年的参赛队伍已经完全挖掘了这个案件中的争议点吗，或者还存在一些参赛队伍尚未完全发掘的微妙线索？
Facundo Marcone：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认为所有争议点都被讨论了。像我刚刚解释的那样，也许不是所有队伍都讨论了那些具体的细节，例如，关于双重用途法规的讨论，但大多数队伍都挖掘了这个争议点并进行了研究。在庭辩中，我看到许多参赛队伍认真且深入地探讨赛题中的细节争议点。我们欣喜地发现有选手在赛题的字里行间仔细阅读，挖掘出了那些隐藏的事实。所以，我的回答是赛题已经得到了充分讨论。
诗诗姐：那Chris呢，您担任了多轮的仲裁员，您是否认为参赛队伍完全挖掘了赛题中的争议点呢？
Christian Campbell：我认为参赛队伍在挖掘争议点方面做得很好。有趣的是，这些争议点引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出类拔萃的参赛队伍能够从全局出发理解所有细微之处，了解观点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一些观点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在一个问题上采取这种立场，可能你在另一个问题上不得不让步，因此，队伍必须做出选择，这要求队伍对不同问题彼此间的关系有良好的整体理解，同时，思路的多样可能性也正体现了案例的优秀之处。
FDI模拟法庭中的案例很现实，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让选手熟悉特定的业务领域。例如去年，选手们除了必须了解有关无人机及其技术、双重用途方面的知识，还要熟悉贸易法和资产冻结或出口禁令的其他替代措施的相关规定，以及这些措施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赛题的现实性对案例委员会也是一项挑战。我们希望赛题既与时事相关又不局限在复制现实，避免赛题过度政治化。因此，我们尝试从多种角度，而非单一视角阐述赛题。在过去几年里，我认为案例委员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就像从俄乌冲突的角度讨论律师辞职问题，人们明白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你是否应该这样做，以及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与现实相对应，在赛题中，Martineek政府（赛题中将收购了生产MK-1 Beetle公司的申请方公司纳入制裁名单的国家）对MK-1（赛题中的产品MK-1 Beetle）有自己的看法，但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赛题中的彩蛋与花絮
诗诗姐：明白。我们还注意到，赛题中总是有很多国家和公司的虚构名称，大家是怎么设计出今年比赛中的这些虚构的名字的呢？这些名字背后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Facundo：今年或去年年初，那时我们正在编写这份赛题，我必须得说，我花了许多时间选择和编造这些名字。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写赛题，还可以写更多的东西。我很容易就将这些名字放在了案例事实中。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我希望也许来自什么地方的学生会花时间思考这些概念的实际含义。比如说，有些名字很容易理解。Martineek就是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只希望今年的争议能发生在一个休闲一点的热带岛屿上。Albion是大不列颠岛的古称，我们还在赛题里插入了一个英国城市的古维京名，这个名字同时也是英国海军中的一个军舰名。赛题里还有许多别的名字和现实有联系。比如说，甲壳虫战争（Beetle War）和甲壳虫战争中的所有事实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我不是在指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这个战争和乐队没有任何关系，但它和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和乍得之间的丰田战争有关。它之所以叫丰田战争是因为传统类型的丰田第一次被运用在战争中。
Christian：我想那是丰田陆地巡洋舰，对吗？是不是丰田陆地巡洋舰？
Facundo：对，是陆地巡洋舰。我觉得是从丰田生产的典型白色巡洋舰中挑出来的，这种商用卡车表现得异常出色。它甚至比利比亚拥有的所有苏联武器都要好。丰田车在沙漠里用得更好，而正是这让我想说：“嘿，我们有商用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也可以用在这里”。所以这就是赛题里甲壳虫战争想法的由来。还有，那个案涉主要无人机，MK-1无人机，它的原型是爱沙尼亚一家公司的真实无人机。这家公司把这种无人机用于商业和军事目的，但那时军用版还没有在冲突中得到测试。但我们选择把它放在赛题中，设想那种无人机就在军事场景下被运用。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把赛题和现实相联结起来的。当然，赛题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名字和星球大战有关。有一份证据中涉及许多公司名，这些公司名都是星球大战的公司名。如果你再深挖一下，其中一家公司就像是一个用于走私零部件的幽灵公司（Ghost）。我花了许多额外的时间在这些名字的设计上，也许有些人会认为没有必要，但对我来说，有机会给每个名字赋予真正的意义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对了，我最后还想分享两个特别的名字。第一个是一架无人机的名字，Pākehā，Pākehā在毛利语中的意思是新西兰白人，而不是新西兰毛利人。我之所以如此命名它是想表达，即使无人机的产地是同一个国家，但实际上无人机的整个部件都来自另一个国家。第二个名字和战争有关，有些名字与1919年至1939年战争期间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反战作家有关。这些名字中，有两到三个名字是德国作家名。还有特别的名字成为了赛题的关键证据，但这份证据的原型其实是《西线无战事》一书中的节选。我觉得这是设计他们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尽管这些名字没有在案件中得到充分讨论（当然，在庭审上讨论这些也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设计他们的过程很有意思。因为《西线无战事》这是一个表明反战思想的作品，它和赛题中支持Martineek反战观点那一派可以很好地对应起来。所以当我读这本书时，我想它对我来说非常有趣，非常有影响力。所以我建议案例委员会：嘿，让我们把它放在这里，给赛题做点贡献。
Violet：这很有趣，因为当我们准备这个比赛时我们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讨论、检索不同国家名或者人名的正确发音，我们总是对此争论不休。不过，这也是我们备赛中的乐趣啦。
Christian：是的， 这也是我阅读赛题时候遇到的苦恼，我总是不太确定怎么拼读这些名字。有时候，Facundo，我想你得承认这一点，即便是对案例委员会来说，这些名字都有着不同的拼写方式。案例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有不同的拼写习惯，比如用复数或形容词这样的不同方式来拼写地名。所以，试图在赛题的最终版里面统一这些名字的拼写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我倒有个小提议，因为我一开始对赛题所提到的情节也是一知半解的。所以我觉得或许你可以为每个人准备一个带注释的案例版本。我觉得用注释来阐明你设计他们时的思考会是一件非常有用或者有意思的事情。当然，你可以在退休后思考一下我这个提议。
Facundo： 我想说，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类似复活节找彩蛋那样的形式。是的，我也觉得这应该很有意思。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应该很容易做到。虽然我说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主要是因为我找了很多大众化的引用——比如我试图多加一些足球运动员的名字，但案例委员会认为应该多提供一些和赛题背景相关的概念，这样能和赛题更贴合。
对参赛者的话
诗诗姐：谢谢你们，你们已经解答了我们诸多疑问。既然我们已经分享了许多有关FDI模拟法庭比赛的经历，那请问Chris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参加FDI比赛的学生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们的多数粉丝实际上是对FDI感兴趣的青年法学生，您有什么话或者建议想对他们说吗？
Christian： 我得说我一般鼓励年轻法学生参加模拟法庭。我认为这是他们学习的最好方式之一。不仅仅是FDI比赛，无论是Jessup，Vis还是FDI比赛——这三个是我的最爱，但排名不分先后——但是任何其他模拟法庭比赛，比如说人权法模拟法庭和WTO模拟法庭也都很好。你知道的，我不认为仅仅因为你参加了WTO模拟法庭，你就假定你应该成为一个WTO律师，或者是你参加了FDI模拟法庭，你就会成为一个投资仲裁律师。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触国际法和锻炼国际辩护能力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是。这是一个在早期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对方律师和仲裁员互动的机会，可以学习解读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和他们的论点，以及他们如何回应你的论点。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而且如果有希望能更进一步，它还包括了去旅行和去那些你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可能看不到的地方。我想这就是我的建议了。你知道的，充分享受体验的过程，全身心投入。
诗诗姐：谢谢Chris真诚的建议。Facundo，你有什么寄语想送给法律竞赛的中国读者们嘛？
Facundo：是的，其实模拟法庭在我的自我提升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仅仅作用于我的学术能力，也提升了我的专业能力和法律潜力。当大家在学校里准备一次考试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道命题后面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这就是出题老师希望你写在答卷上的。但是在模拟法庭里，命题对应着无数种解法，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当选手面对一个仲裁庭时，你必须向仲裁庭展示“嘿，让我来展示一下我的检索过程，并告诉你我是怎么在大量检索的基础上得出这个最棒的论点的。”就我自己而言，我一直记得，自2019年FDI Moot结束，我从迈阿密回国后，我的在校成绩迅速提升。我在模拟法庭中学到的法律检索技巧、IRAC写作规则和朴素英语的运用都对我大有裨益，并在我现在的工作中依然发挥着作用。每当我试着更直白、更灵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从模拟法庭中学到的宝贵经验。每当我为客户做法律检索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检索必须细致到能够清除所有可能破坏我立论的潜在障碍。而这些技能都是在模拟法庭中得到锻炼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可能有人抱怨“嘿，我们这一整年的社交生活全泡汤了，我们不能去远足，连聚会也没门”，但我仍然认为模拟法庭最终的回馈是巨大的。因为在模拟法庭的过程中，你会遇见许多优秀的人，结实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会成为你漫漫人生路上坚实的后盾。说实话，我下周六就要去参加我当年FDI赛队队友的婚礼，自2019年比赛结束后，我们一直都保持着紧密的友谊。除了身外荣誉以外，其实模拟法庭也会帮你熟悉很多工具，而这些工具将在你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附加问题
1.每年案例委员会都会公布不同的成员，这些优秀的出题者总会给我们带来诸多新奇又刺激的案例故事。我们很好奇，各位选定案例设计者的标准是什么？
Christian Campbell：说实话，我们认为每个法律从业者都可以申请成为案例委员会的一员，但是我们通常要求申请者符合：执业3年；或全球50强最佳辩手；或最佳文书前3名；或顶尖排名的赛队（比如闯进半决赛的队伍）。当我们收到候选人的申请时，我们会关注他们与FDI Moot相关的经验（当然，也会关注Vis, Jessup，和/或 WTO模拟法庭相关的经验），以及他们提交的动机信（Motivation Letter）。然后，我们从中筛选出10-20位背景多样化的候选人，并邀请他们提交2页左右附上相关事实和争议焦点的赛题大纲，进而邀请他们参加面试。在面试中，我们会将提案议题相似的5-8位候选人分到一起，并邀请他们回答我们审查委员会提出来的问题。为了选出最终的4-5位合适的成员，我们不仅在挑选最聪明的人才，也在挑选最擅长团队合作的人才。我们期待的人选是在群面中缓和氛围，擅长团队配合以及符合董事会（board）对下一年赛题期待的人才。
2.随着全球范围内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ICSID、ICC、PCA等机构在投资仲裁领域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不少学者仍认为ICSID等机制存在一定缺陷。例如，欧盟正在积极推动设立多边投资法庭，探索解决投资争端的新途径。FDI Moot将如何跟上国际争议解决领域快速发展的步伐？
Christian：如果未来设立多边投资法庭（MIC），FDI Moot将调整其形式来适应该变化。
虽然在原则上我并不反对设立多边投资法庭，但该设想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任命“法官”——考虑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的受阻和国际法院任命的政治化；由国家任命的多边投资法庭法官是否会偏向东道国（被申请人）的观点立场？在设立初期，相较于可以利用《纽约公约》执行的仲裁裁决，多边投资法庭的判决的可执行性如何？这些都是仍需解决的问题。
此外，我认为目前对投资者与国家之间仲裁（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批评有些言过其实：国际投资仲裁虽然不完美，存在无可救药的缺陷，但该制度是值得改进的。关于投资仲裁中仲裁员缺乏仲裁独立性的指控有些夸大其词，且对于多边投资法庭的法官也可以做出类似的指控——常任投资法庭法官类似于仲裁中的重复任命；多边投资法庭法官可能不会出现所谓的“双重身份”（参见《行为准则草案》第4条），但评审员队伍也将保持较小且相对冻结（以牺牲评审员队伍的多样化和振兴为代价） ）；无论如何，在双重身份背景下提出的大多数担忧已经被《准则草案》、IBA指南和其他适用的硬性和柔性规则中现有的利益冲突规则所涵盖。针对“问题”偏见（即仲裁员之前就某个问题做出过决定或撰写书面意见）的批评——在多边投资法庭制度下“问题”偏见同样不可避免。关于仲裁员可以作为律师在可预见的案件中通过“先例”来影响问题的决定的指控更是荒谬——律师引用自己的观点作为法律渊源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当今各国批评国际投资仲裁制度被滥用，因为东道国能实现的最佳结果就是“不输”，但这样的状况是国际投资保护制度的不对称性所固有的：东道国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而承担国际义务。各国忘记了，在主权国内层面上，其针对投资者不当行为具有广泛的补救措施。东道国几乎不能通过其国内法、行政部门或法院追究投资者的不当行为——东道国只能根据其国际义务，广义上维护法治、正当程序来这样做，遵守这些义务也有利于国内利益相关者（企业、消费者、工人）。也就是说，针对东道国无法追究不良外国投资者责任的情况，我认为应该扩大国际投资仲裁的管辖范围，以涵盖投资者不当行为索赔（或更广泛的针对投资者的反诉）。
国际投资保护可能存在需要完善的实质性问题（例如，先前的双边投资条约在最惠国待遇和公平贸易方面过于宽泛，缺乏对量化补偿或替代方案（即恢复性补救措施）的规定），但这些并不是国际投资仲裁的程序缺陷。许多此类实质性问题源于“第一代”双边投资条约的质量，或者说源于双边投资条约的庞大数量。各国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需要遵守的类似但不同的双边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可能令人望而生畏。
总而言之，我原则上并不反对多边投资法庭，FDI Moot的赛制也将适应投资法庭、上诉机制的更新与变化。我们相信，法治、正当程序、公平和国际主义对于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不仅仅是外国投资和（可持续）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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