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书单译介

书海津逮｜书单译介之「国际投资法」

作者：Nicolas Angelet、Mathilde Rousseau^*
译者：刘逸舸、侯贝昂、张宁、许新冉^**

书目介绍

跨国投资相关的国际法规则源于传统国际法中的外国人待遇部分，且国际投资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西方统治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因此，随着去殖民化运动尘埃落定，有关外国投资者待遇的实体和程序规则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争取自然资源控制权和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心。1965年，随着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成立，世界银行试图通过一个国际仲裁机构来解决一国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端，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解决争议的中立场所，从而弥合资本出口国和资本进口国之间的差距，同时限制东道国基于权力的外交保护。后续几十年内，这种“程序优先”的做法在数千项双边投资协定（BITs）的制定中得到了实质补充与发展。在经历了数百起投资仲裁程序后，这一制度的应用在20世纪前十年内达到了顶峰，但同时也面临着实体和和程序上的合法性争议。国际投资制度的批评者认为该制度不足以平衡私人投资者和东道国公共利益。这一观点在法律文本制定中亦有所体现，随着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发展，法律从最初大量的描述性文字逐步转化为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的文本。

导引性文献

鉴于国际投资法在历史上以及21世纪初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许多关于这一领域的概述性作品尽管涵盖范围较广泛，但还是倾向于从某些子领域，或特定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Muchlinski等人（2008）所编写的著作乍看之下是对国际投资仲裁特定法律问题的汇编，但实际上涵盖了国际投资法的所有主要领域。Subedi（2008）同样对国际投资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其研究内容主要为分析21世纪早期国际投资仲裁中的问题及其应对方法，具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和框架。McLachlan等人（2007）年按照按仲裁程序中可能涉及的顺序论述了投资法的原则。Salacuse（2010）对投资条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包括政策问题。其文章主要集中于实体问题的研究，但有一章涉及争端解决的程序。Dolzer和Schreuer（2012）创作了一篇简明扼要、完整而权威的综述，集中介绍了投资法的实质性原则，并辅以对争议解决程序的介绍。Newcombe和Paradell（2009）对实质性原则进行了同样详尽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并附有比Dolzer和Schreuer（2012）更多的参考资料。Sornarajah（2010）对这一法领域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论述，研究内容覆盖了资本进口国的视角。此外，其文章还包含了一个关于跨国公司责任的章节。Alvarez（2011）分析了国际投资法的功能、批判和未来，并提供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卓越理论见解。

José E. Alvarez, The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he Hagu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
本文最有价值的是它对国际投资法的功能、批判和未来的分析，文章还提供了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优秀理论见解。
Rudolf Dolzer and Christoph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2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本作品是一篇简洁而完整的权威性概述，专注于研究投资法的实质性原则，并辅以对解决争端的介绍，是理想的学生入门手册之一。
Campbell McLachlan, Laurence Shore and Matthew Weinig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ubstantive Princip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书按仲裁程序中可能涉及的投资法原则的顺序，对这些原则进行研究。尽管其副标题为“实体问题”，但该作品在研究当事方实体权利之前，讨论了争议解决条款，并审查了程序保护的范围，包括对平行程序的研究。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书是由多为作者共同完成的集体作品，对国际投资法的所有主要议题都有非常详尽的研究。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基本问题、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
Andrew Newcombe and Lluís Paradell, Law and Practice of Investment Treaties: Standards of Treatment,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Kluwer, 2009.
本书对实质性的原则进行了详尽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由于本书吸收内化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因此本书也是学者进行深入研究的理想起点。
Jeswald W. Salacuse, The Law of Investment Trea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本文对投资条约的各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包括政策问题研究。该文主要集中研究实体问题，但有一章是关于争议解决程序的。
Muthucumaraswamy Sornarajah, 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3r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本文拟对国际投资法领域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泛的综述性研究，研究内容覆盖了资本进口国的视角。此外，本文还包含了一个关于跨国公司责任的章节。
Surya P. Subedi,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conciling Policy and Principle, Oxford: Hart, 2008.
本书对国际投资法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分析，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本文分析了投资法的演变以及在习惯法中和通过双边投资条约对投资的保护，并通过分析判例来充实对这些原则的研究。同时，本文讨论分析了大量21世纪早期国际投资仲裁遇到的问题和以及应对挑战的方法。

教材

Carreau和Juillard （2013）对投资法的趋势和问题及其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提供了优质的洞见。

Dominique Carreau and Patrick Juillard, Droit international économique, 6th ed., Paris: Dalloz, 2017.
本书关于国际投资法的论述部分确实是论著中的论著，是该法律领域中当之无愧的顶级著作。本书对投资法的趋势和问题以及它在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地位提供了很好的见解。

期刊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评论》（The ICSID Review）是一份专门的期刊，自1986年以来每年出版两次，主要讨论国际投资法。同时，《世界投资和贸易杂志》（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虽然关注国际贸易，但其大部分稿件都涉及到跨境投资的经济问题。《国际投资法律和政策年鉴》（The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出版。上述两个出版物都包含相关文章和案例评论。此外，关于投资仲裁决定的综述性文献包括Gaillard在《国际法杂志》（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Clunet)）的出版物，以及Horchani Ferhat, Walid Ben Hamida和Emmanuelle Cabrol在《国际商法期刊》（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上的出版物。当然，国际投资法领域也存在一些在线文献资源，其中，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和《跨国争议管理》(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对研究者特别有帮助。此外，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porter是一个跟踪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和其他前沿动态的新闻网站。

ICSID Review, 1986–.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评论》是唯一专门研究国际投资法的期刊。自2012年以来，该期刊曾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工作人员编辑，由ICSID秘书长梅格·金尼尔（Meg Kinnear）和坎贝尔·麦克拉克伦（Campbell McLachlan）以及两位著名学者安德鲁·纽科姆（Andrew Newcombe）和切斯特·布朗（Chester Brown）共同编辑。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Journal, 1985–.
本刊注重国际投资的法律与实践，是由两位学者和实务人员撰写的FDI仲裁案例年鉴。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porter.
本网站主要负责追踪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进展和其他国际投资领域的前沿动态。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Clunet), 1874–.
本刊主要出版物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pour l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Relatifs aux Investissements, CIRDI）。这是Emmanuel Gaillard对ICSID案例法的年度概述，他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学者和从业人员之一。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2000–.
本刊同时关注国际投资和跨境贸易问题，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投资和贸易相关领域的。
Newcombe, Andrew, ed.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该在线资源创建于2004年，收纳了所有公开的投资条约裁决以及国际投资法的资源，包括书籍、文章和报告的清单。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2004–.
本期刊是由已故的Thomas Wälde创建的在线出版物。其编辑团队主要由实务人员组成，但也有一些杰出的学者。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刊包含国际投资仲裁最高质量的案例评论和研究内容。

PCIJ和ICJ相关判例

现代国际投资法见证了大量依据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所作出的仲裁决定，但也包括在投资法基本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的决定。由此可见，对主要的仲裁裁决进行全面的综述研究并不现实。仲裁在国际投资争端中所扮演的愈发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昭示着司法判决在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常设国际法院（PCIJ）和国际法院（ICJ）的一些司法判决仍然与现代国际投资法有关，或者至少揭示了双边投资协定体系运作的一般国际法背景。PCIJ提出了若干与国际投资法相关的一般国际法原则，如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主张其自身权利以确保其国民得到国际法的尊重的原则（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案, PCIJ, 1924）和归还原则（Factory at Chorzów案, PCIJ, 1928）。在Serbian Loans案（PCIJ, 1929）中，PCIJ认为，非国际法主体的国家之间所订立的合同是以国内法为基底的。在Oscar Chinn案（PCIJ, 1934）中，法院认为，有利的商业条件和善意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因此不产生既得权利。在ICJ的案例法中，有四项判决与国际投资法相关，并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之后的裁判过程中被反复提及。在Anglo-Iranian Oil Company案（ICJ, 1952）中，ICJ审查了最惠国条款的适用条件。在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案（ICJ, 1970）中，法院拒绝了比利时就外国公司遭受的损害向比利时股东提供外交保护的权利。在Elettronica Sicula SpA(ELSI)案（ICJ, 1989）中，法院审视了没有用尽当地补救措施的问题，以及关于控制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保护和安全的权利、收益管理以及禁止任意和歧视性措施的条约规定。最后，在Ahmadou Sadio Diallo案（ICJ, 2007）中，ICJ确认了其对巴塞罗那电车公司的裁决，并驳回了几内亚的主张，即由于他不再享有对其权利的控制或有效使用，其股东遭受了间接征用。

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Case (United Kingdom v. Iran): Preliminary Objection, Judgment of July 22nd, 1952. ICJ Reports (1952): 93–115.
本案审查了最惠国条款的适用问题。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Case (Belgium v. Spain): Judgment of 5 February 1979. ICJ Reports (1970): 3–53.
国际法院拒绝了比利时就外国公司遭受的损害向比利时股东提供外交保护的权利。国际法承认公司实体（以及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分离）是国家在基本上属于其国内管辖的领域内创建的一个机构。
Elettronica Sicula S.p.A. (ELSI) Case (United States v. Italy): Judgment of 20 July 1989. ICJ Reports (1989): 15–82.
此案是根据《美意友好条约》提交至法院的，涉及未用尽当地补救措施以及据称违反条约中关于控制和管理公司的权利、保护和安全的权利、收益管理和禁止任意和歧视性措施的规定。
Ahmadou Sadio Diallo Case (Republic of Guinea v.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Preliminary Objections, Judgment of 24 May 2007. ICJ Reports (2007): 582–618.
本案法院确认了其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的裁决（见国际法院，1970年），并驳回了几内亚的主张，即由于迪亚洛不再享有对其作为“合伙人”的权利的控制或有效使用，因此股东确实遭受了东道国的间接征用。
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 Case (Greece v. United Kingdom). PCIJ, ser. B,no. 3, 1924.
本案法院认可国际法中的外交保护原则，认为国家可以因此主张自己的权利，确保其国民的人身安全得到尊重。
Factory at Chorzów Case: Claim for Indemnity; Merits. PCIJ, ser. A, no. 17, 1928.
本案法院认为，赔偿必须尽可能地消除非法行为的所有后果，并且包括恢复原状；或，如果不可能恢复原状，则应大致支付相当于恢复原状的价值的款项，以及对所遭受的额外损失的赔偿。
Serbian Loans Case (France v. Serb-Croat-Slovene State). PCIJ, ser. A, nos. 20–21,1929.
法院认为，“任何不属于国家间以国际法主体身份签订的合同，都是以某个国家的国内法为基础的”。
Oscar Chinn Case (United States v. Belgium): Judgment. PCIJ, ser. A/B, no. 63,1934.
本案中，英国认为比利时政府给予其竞争者补贴以降低票价，导致英国在刚果河上的航运业务不得不关闭，（因此请求法院确认比利时的行为违法）。但是法院驳回了英国的要求，主要认为这并没有侵犯既得权利，因为有利的商业条件和商誉的变化不可避免。

历史

Newcombe和Paradell（2009）著作的第一章全面概述了国际投资法的历史，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见导引性文献部分）。Gathii（2009）的文章分析了19世纪以来战争在国际投资法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国际法院报告（1970）说明了资本输出国的权力政治历史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过程的影响。Parra（2012）的文章分析了ICSID的历史。

James Thuo. Gathii, “War’s Legac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w Review 11 (2009): 353–386.
本文认为，虽然国际经济法在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的经济关系中创造了武力战争的替代办法，但它并没有消除资本输出国的权力政治，而是重新包装了不平等现象，进而使前殖民地的从属地位在国际经济法领域中长期存在。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Case: 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Padilla Nervo. ICJ Reports (1970): 243–266.
本文认为，“国家在对待外国国民方面的责任的历史是滥用、非法干涉弱国的国内管辖权、不公正要求、威胁甚至军事侵略的历史”。
Antonio R. Parra, The History of ICSI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本书系由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一位前秘书长对该中心历史进行的分析。

法律渊源

Juillard（1994）对国际投资法法律渊源的演变进行了全面和权威的分析。Gazzini和De Brabandere（2012）收集了关于国际投资法各种法律渊源的详尽研究。

Tarcisio Gazzini and Eric De Brabandere(e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Sources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Nijhoff, 2012.
本文收集了关于国际投资法各种法律渊源的详尽研究。
Patrick Juillard, “L’évolution des sources du droit des investissements,” Recueil des Cours 250 (1994): 13–215.
Juillard分析了国际投资法法律渊源的演变，从国内法到国际法，从双边条约到多边条约，表明这些演变反映了从投资保护到准入自由的转变。

条约

Brown（2013）分析了BITs范本及其评注。Juillard（1998）和法国国际法学会（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1999）的各种文章中讨论了多边投资条约失败的谈判。Schill（2008）认为，尽管条约制度主要是双边性质，但国际投资法倾向于多边化，从而远离国家间那些反映“国家利益优先”的交换交易。关于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研究，见Schill 2009（见后文最惠国待遇部分）。至于区域制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是Bachand和Gaillard 2011年几项权威研究的对象，而亚洲区域主义则由Pekkanen（2012）进行研究。

Frédéric Bachand and Emmanuel Gaillard (eds.), Fifteen Years of NAFTA Chapter 11 Arbitration, New York: Juris, 2011.
本文收集了关于各大NAFTA投资体系的权威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国际投资仲裁的一般特征、程序性和实质性问题。文章还包括对各国不同观点的分析。
Chester Brown (ed.), Commentaries on Selected Model Investment Trea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文是作者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总体介绍和对各种双边投资条约模型的分析。
Patrick Juillard, “A propos du décès de l’A.M.I,”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44 (1998): 595–612.
本文解释了拟议《多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利害关系以及导致其失败的困难。此外，他强调，进入外国市场是美国的主要关切，但是将国民待遇标准扩展到投资前阶段的适用是非常有争议的。
Saadia Pekkanen, “Investment Regionalism in Asia: New Directions in Law and Policy?” World Trade Review 11 (2012): 119–154.
本文分析了亚洲投资区域主义的趋势。
Stephan W. Schill,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Emergence of a Multilateral System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on the Basis of Bilateral Trea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Geneva, 15–17 July 2008.
本文认为国际投资法虽然以双边条约为基础，但正在向多边体系发展。作者描述了为这一演变服务的技术工具，并断言它反映了从国家间确保国家利益优先的交换交易，到建立一个超越国家利益的国际社会利益的制度的转变。
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Un accord multilatéral sur l’investissement: D’un forum de négociation à un autre? Journée d’études. Papers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Paris, 7 December 1998. Paris: Pedone, 1999.
本文对经合组织的多边投资协议草案的兴衰进行了若干分析。

习惯

Alvarez（2009）认为，双边投资协定和仲裁裁决代表了现代的国际投资习惯法。Dumberry（2010）对这一论点提出异议。Paparinskis（2011）分析了习惯在投资条约解释中的作用。

José Alvarez, “A BIT on Custom” NY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42 (2009): 17–80.
本文认为“国家的充分多样性”缔结双边投资条约，颁布国家投资法，以及国家为仲裁请求辩护和默许依赖非条约来源的仲裁裁决的做法，反映了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
Patrick Dumberry, “Are BITs Representing the ‘New’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8 (2010): 675–701.
本文对“现有数以千计的双边协定代表‘新’习惯法”这一主张提出异议。
Martins Paparinskis, “Investment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Customary Investment Law: Preliminary Remarks,”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ed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5–96.
本文研究了习惯规则在解释投资条约方面的作用，同时明确它们作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意义上的“相关规则”的使用，并研究了为确定条约内容之解释而援引习惯规则的情况。

一般法律原则

Van Harten和Loughlin（2006）强调了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投资领域的潜在或有效作用，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全球行政法的例子。Van Harten（2007）是一项彻底的、创新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前述思路。Schill（2010）的作品是一本基于相同前提的重要论文集。Kalderimis（2011）强调了商业仲裁、国际公法和全球行政法处理国际投资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差异。Vadi（2010）在强调比较法律推理的有用性的同时，警告道“比较不是中立的”，并认为有意识的、批判性的比较方法对于避免滥用和促进一致性是必不可少的。Hirsch（2009）和Hirsch（2011）提出了更多的批评意见，对“投资法是公法的概念化”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并特别提醒读者，诉诸法律的一般原则可能具有偏见，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Moshe Hirsch, “Investment Tribunals and Human Rights: Divergent Paths,” in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Pierre-Marie Dupuy, Ernst-Ulrich Petersmann and Francesco Francioni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这篇文章对“国际投资法作为公法的概念化”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
Moshe Hirsch,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Research Paper No. 05-11, International Law Forum,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2011.
本文拟提醒读者，法律的一般原则被批评为“对投资者施以倾向性的保护，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并认为，尽管这些原则在国际投资法的形成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21世纪早期，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
Daniel Kalderimis,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s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What This Might Mean in Practice,”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e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5–159.
本文强调了商业仲裁、国际公法和全球行政法处理国际投资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差异。
Stephan W. Schill (e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这套论文集所立论的前提是，国际投资法作为公法的一种形式，应得到比较公法的滋养，作为确定一般法律原则的基础，以扩大或限制投资者的权利。
Valentina Sara Vadi, “Critical Comparisons: The Role of Comparative Law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39 (2010): 67–100.
本文作者认为，尽管比较法律推理可以为新出现的概念困境提供解决方案，但需要有意识的、批判性的比较方法来避免法律推理的滥用，这样才有利于国际法律体系的一致性。
Gus van Harte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本文是关于国际投资法作为公法的创新和有影响力的研究。
Gus van Harten and Martin Loughl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s a Species of Global Administrative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7 (2006): 121–150.
本文认为国际投资仲裁是全球行政法的一个明显例子，应将其类比于国内行政法而非国际商业仲裁。

司法判决及仲裁裁决

Gaillard和Banifatemi（2008）是一部关于判例的作用的权威性论文集。Reed（2010）认为，先例在投资仲裁中的作用不是法律上的，而是事实上的，并认为这种先例的作用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包括自由和平等地获得先例。Schreuer和Weiniger（2008）讨论了避免不一致的仲裁裁决的各种手段。Douglas（2010）反对法律上的先例和事实上的先例之间的区别，并提出了可能解释对过去裁决的尊重的其他因素。这篇文章还对基于效率或一致性的先例理论的合理性提出异议，并声称案件应以第一原则为基础进行论证。Weeramantry（2010）警告说，对先例的引用如果过于宽泛，可能会阻碍裁决过程。Ten Cate（2013）宣称，法庭应抵制对早期裁决的尊重，因为追求一致性可能会损害仲裁裁决的准确性、真诚度和透明度。

Zachary Douglas, “Can a Doctrine of Precedent Be Justified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CSID Review 25.1 (2010): 104–110.
本文反对区分法律上的先例和事实上的先例，认为即使在普通法中，过去判决的权威也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本文对效率或一致性证明先例理论的合理性提出异议，并声称第一原则应优先于对恒定法学的追求。
Emmanuel Gaillard and Yas Banifatemi, The Preceden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w York: Juris, 2008.
本作品是一本关于先例作用的权威性论文集。
Lucy Reed, “The De Facto Precedent Regim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Case for Proactive Case Management,” ICSID Review 25 (2010): 95–103.
本文认为国家或投资者对可预测性本身有兴趣，并强调事实上的先例制度引起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自由和平等地获得先例。本文主张当事人有义务披露不利的仲裁裁决并选择重要的仲裁裁决。
Christoph Schreuer and Matthew Weiniger, “A Doctrine of Preced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88–1206.
本文讨论了避免不一致的仲裁裁决的各种方式。
Irene M. Ten Cate, “The Costs of Consistency: Preceden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51 (2013): 418–478.
本文认为法庭应抵制对早期裁决的尊重，因为追求一致性可能会损害仲裁裁决的准确性、真诚度和透明度。
J. Romesh Weeramantry, “The Future Role of Past Award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CSID Review 25.1 (2010): 111–124.
本文认为传统的、广泛的引用过去仲裁裁决的方法可能反而阻碍当下的裁决过程，人们应该赞成对过去的仲裁裁决进行更简洁的审查程序，反而应该更加强调基本原则。

单边行为

一些作者坚持认为，双边投资条约或国内投资法中包含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条款必须通过适用于国家单边行为的解释规则而不是条约解释规则来解释（见Andreeva 2011和Potestà 2011，引自Settlement of Disputes: Consent to Arbitration）。Juillard（2004年）声称，在某些方面，示范性的双边投资协定可能包含作为国际投资法法律渊源的单边行为。

Patrick Juillard, “Le nouveau modèle américain de traité bilatéral sur l’encouragement et la protection réciproque des investissements,”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50 (2004): 669–682.
本文主张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在某些方面可能包含作为有关国家义务来源的单边行为。

软法

1994年，在依据双边投资协定进行的仲裁迎来巨大发展之前，前世界银行法律顾问Ibrahim Shihata和前ICSID秘书长Antonio Parra认为，仲裁庭可以考虑世界银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指导方针（Shihata和Parra, 1994）。Kaufmann-Kohler（2010）称，尽管在21世纪早期，有关外国投资的实质性规则主要由硬法管辖，但在一些领域，法庭通常会参考软法材料，如国际律师协会《国际商事仲裁取证规则》和《国际仲裁中的利益冲突准则》。Bjorklund和Reinisch（2012）收集了11份关于软法和投资法各方面的研究。Vander Zee（2013）分析了如何将经合组织的《跨国企业准则》纳入双边投资协定中。

Andrea K. Bjorklund and August Reinisch (e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Soft Law, Cheltenham, UK: Elgar, 2012.
本书收集了11份关于软法律和投资法各个方面的研究报告，包括与环境法、商业法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的比较。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dification and Normativ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1 (2010): 283–299.
本文认为，在国际律师协会的《国际商事仲裁取证规则》和《国际仲裁中的利益冲突准则》方面，对软法文书的明示或默示使用十分突出。
Ibrahim F. I. Shihata and Antonio R. Parra. “Applicable Substantive Law in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Private Foreign Parties: The Case of Arbitration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ICSID Review 9.2 (1994): 183–213.
本文认为，仲裁庭可以考虑世界银行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准则。
Eva. van der Zee, “Incorporating the OECD Guidelin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Turning a Soft Law Obligation into Hard Law?” Legal Issu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40 (2013): 33–72.
本文分析如何将经合组织的《跨国企业准则》纳入双边投资协定，并考虑各种选择的利弊。

国内法

Kjos（2013）对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内法和国际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关于国内法的作用，见下文“争端解决：准据法”部分。

Hege Elisabeth Kjos, Applicable Law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分析了国内法和国际法在仲裁实践中的相互作用，认为它偏离了二元论和一元论的传统区分，朝着互补性或相互性的系统方向发展。

解释

Weeramantry（2012）是对投资仲裁中的条约解释的全面分析。Fauchald（2008）开展的实证分析显示，仲裁裁决主要使用学说、判例法和国家实践，而不是背景、目标和宗旨、准备工作和法律的一般原则，作者认为这表明ICSID更倾向于争议解决导向而不是立法者导向。Waibel（2011）认为，许多投资裁决强调了对条约解释的轻率态度，过度依赖条约的目标和宗旨，特别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目标，有其隐患。这篇文章提倡一种“保守”方法，更加关注条约的文本和缔约方的意图。Desierto（2012）同样断言，系统性解释方法在条约解释上引起了不适当的扩张性解释。Andreeva（2011）认为，条约解释的规则对于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足够的，但对于BITs却不是，因为这些条约适用于不承担任何风险和不接受任何义务的投资者。本文认为，仲裁庭观点的多样性证明了促进投资和尊重主权这两个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之间的不和谐，因此应该适用国家单边行为的原则。Roberts（2010）认为，国家在条约解释中保留了合法职能，即使它们是仲裁的一方。Bonnitcha（2011）对投资法采取了外部视角，试图确定哪些解释是可取的或公正的，并强调投资条约保护具有重大的分配后果，值得更多关注。关于具体涉及国际投资法和其他国际制度（如人权）之间相互作用的解释问题，见下文“基础性和系统性问题”一节。

Yulia Andreeva, “Interpreting Consent to Arbitration as a Unilateral Act of State: A Case against Conventions,”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7 (2011): 129–147.
本文坚持认为，对双边投资条约的解释应以管理国家单方面行为的原则为基础，而不是以条约解释规则为基础，后者对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适当的，但对双边投资条约则不适用，后者适用于不承担任何风险、不接受任何义务的投资者。
Jonathan Bonnitcha, “Outline of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Interpretations of Investment Treaty Protections,”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7–144.
本文认为应当采用外部方法，根据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来评价对双边投资条约的解释的后果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发现经验性证据表明，投资条约具有重大的分配后果，在解释中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
Diane Desierto, Necessity and National Emergency Clauses: Sovereignty in Modern Treaty Interpretation, The Hague: Nijhoff, 2012.
本书批评了系统整合的解释方法，特别是ICSID的一些仲裁裁决中对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的提及，声称它引起了对条约的不适当的扩张性解释。
Ole Kristian Fauchald, “The Legal Reasoning of ICSID Tribunals: An Empirical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 (2008): 301–364.
本文通过一项实证分析表明，大多数裁决使用的法律理论、判例法和国家惯例远远多于背景、目标和宗旨、准备工作、条约缔约方之间的协议和法律的一般原则。作者认为，这表明ICSID的法庭是以争端为导向，而不是以立法者为导向。
Anthea Roberts, “Power and Persuas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The Dual Role of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4 (2010): 179–225.
使是在涉及到待决投资仲裁的情况下。本文建议推动把争议移交给国家缔约方来协调条约解释的机制。
Michael Waibe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From Clinical Isolation to Integration, Rainer Hoffmann and Christian Tams(ed.),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2011, 29–52.
Waibel称，许多投资仲裁裁决强调了对条约解释的轻率态度。他强调了过度依赖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以及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目标所带来的隐患，并主张采取保守的方法，适当关注条约的文本和缔约方的意图。
J. Romesh Weeramantry,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本文开展了对投资仲裁中的条约解释的全面分析，这对从业者和学者来说都很有意义。

基础性及系统性问题

越来越多的文献讨论了投资法与大量其他国际法律制度和顾虑的相互作用，包括贸易、人权、发展和环境。在普适层面上，Crema（2014）分析了各方用来将人权和环境权利与投资法相结合的技巧。Van Aaken（2006）对国际投资法的规范进行了更加理论化和原则性的分析，为其他国际规范打开了一扇窗。Hirsch（2008）研究了投资法中新出现的原则与非投资义务的相互作用。Hofmann和Tams（2012）以及Baetens（2013）收集了涵盖投资法和其他国际法律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大多数领域的文章。Sauvant等（2012）收集了关于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企业引起的各种问题的文章。另见Bonnitcha 2011（上文“解释”部分）。

Freya Baetens (eds.), Investment Law with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grationist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收集了关于投资法与其他广泛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关系的文章，包括武装冲突法、人权、可持续发展、贸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盟法律。
Luigi Crema, “Investor Rights and Well-Being: Remark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vestment Treaties in Light of Other Rights,” in Foreign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on Concerns, Tullio Treves, Francesco Seatzu and SelineTrevisanut (eds.),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4, 50–70.
这篇文章分析了各方用来调和投资法与人权和环境权的技巧，并断言，为了减轻21世纪初自由主义愿景的极端性，法庭应该建立新的国际共同福利，以相互竞争的国际权利为基础，而不是遵从国内自主权。
Moshe Hirsch, “Interactions between Investment and Non-Investment Obligation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4–181.
Hirsch研究了投资法中新出现的原则与非投资义务的相互作用。
Rainer Hofmann and Christian Tams (ed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Its Others,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2012.
本文开展了关于国际投资法和其他国际法规则以及国内法之间的互动的十三项研究。

贸易

Echandi和Sauvé等四位作者在2013年的作品涉及了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优惠贸易和投资协定（PTIAs）这两个领域。它们强调，尽管贸易和投资在政府和商业层面上都是密切相关的，但这种结合很微妙，因为国际贸易制度是国家间的，但国际投资制度侧偏重个人投资者。Hofmann等人在2013年的研究侧重优惠贸易和投资协议的演变，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投资法的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法的分化。

Roberto Echandi and Pierre Sauvé (eds.),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World Trade Foru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的第二部分涉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监管之间的相互作用，由Mary E. Footer、Tomer Broude、Debra P. Steger和Christian Tietje撰写。
Rainer Hofmann, Stephan Schill and Christian Tams (eds.), Preferenti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New Ordering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lations?,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2013.
本书是一系列关于优惠贸易和投资协定演变的研究，并分析此类协定是否违背双边投资条约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对国际经济法分化的影响。

人权

Dupuy等人在2009年收集了关于人权在投资仲裁中的作用、与区域人权机构判例的比较以及一些案例研究的论文。一位前国际法院的法官就这一主题撰写了一篇较短的文章，即Simma（2011）。Vinuales和Dupuy（2012）以及Dumberry和Dumas-Aubin（2012）分析了在投资法背景下审理人权问题的手段。Kriebaum（2013）的作品是关于投资和人权之跨国争端管理的特刊。

Patrick Dumberry and Gabrielle Dumas-Aubin. “When and How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Can Be Raised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 13 (2012): 349–372.
分析双边投资条约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禁止东道国启动仲裁程序，对外国投资者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赔偿；还涉及东道国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被告提出这种侵权行为的情况，以及母国可以干预法庭提出这种指控的情况。
Pierre-Marie Dupuy, Ernst-Ulrich Petersmann and Francesco Francioni(eds.),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书包括七篇关于人权在投资者与国家间仲裁中的作用的文章，四篇关于欧洲法院（ECJ）的文章、欧洲人权法院（ECHR）和美洲人权体系中经济法与人权的司法平衡的文章，以及12个案例研究。
Ursula Kriebaum (ed.), Special Issue: Aligning Human Rights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1 (2013).
一份关于投资法和人权的特刊，囊括了该主题下的12份研究报告。可在线订购。
Bruno Simma, “Foreig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 Place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60 (2011): 573–596.
一位前国际法院法官撰写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短文。
Jorge E. Vinuales and Pierre-Marie Dupuy, “Human Rights and Investment Disciplines: Integration in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Marc Bungenberg, Jörn Griebel, Stephan Hobe and August Reinisch(eds.), Baden-Baden: Nomos, 2012.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分析了人权和投资规则中的共同问题，包括不歧视、尽职调查、程序公平和相称性，然后转向东道国的竞争性义务和裁决手段——区分作为投资索赔和作为独立索赔主体的人权索赔——以及作为适用法律的人权。

发展

Schefer（2013）收集了关于贫困和国际法律体系的论文，其中七篇涉及贫困和国际投资法。Cordonier Segger等人在2011年的书籍讨论了新出现的问题，协调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并对投资法与人权、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具体研究。De Schutter等人在2012的研究是一部跨越发展经济学、国际投资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多学科著作。

Cordonier Segger, Marie-Claire, Markus W. Gehring, and Andrew Newcombe (e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orld Investment Law,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Kluwer, 2011.
本书从投资法和发展、环境和人权方面的贡献开始谈起；介绍了规范冲突解决理论；然后讨论新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可持续发展条约促进投资；辅之以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条约等的具体研究。
Olivier De Schutter, Johan Swinnen and Jan Wouters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12.
本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探讨投资协定对政府实现发展目标能力的影响，并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特别是在国家一级监管投资协定、出口信贷和投资保险机构的影响，以及开发银行的作用。
Krista Nadakavukaren Schefer (ed.), Pover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egal System: Duties to the World’s Poo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包括关于投资法和仲裁及其与贫困关系的七篇文章。

环境

Gordon and Pohl 2011 是一个关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的组织（OECD）的研究，涉及国际投资协定中对环境的关注。Vinuales 2012分析了在双边协定背景下裁判此类议题的方法。

KathrynGordon and Joachim Poh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Survey,”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o. 2011/1, OECD, 2011.
Gordon和Pohl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概述。
Jorge E. Vinuales, “The Environment Breaks into Investment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Marc Bungenberg, Jörn Griebel, Stephan Hobe and August Reinisch(eds.), Baden-Baden: Nomos, 2012.
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Vinuales和Dupuy 2012年的文章（见上文“人权”部分），但针对的是环境。首先，本书分析了投资法庭对环境索赔的管辖权；然后，通过合同或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法律选择条款转向环境法的适用；解决程序问题；并以环境考虑的实质性出发点作为结尾，如警察权力学说的使用、环境区分和合理性。

法理研究与跨学科研究

国际投资法日益成为法学理论和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在法理维度，21世纪初的研究主要涉及比较公法研究和全球行政法研究。法律和经济分析也为该领域的诸多法律辩论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就如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一样。

法理研究

在21世纪中，法律理论对国际投资法最具影响的贡献可能在于比较公法和全球行政法层面。Mills在2011年的作品认为，国际投资法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私法观点与公法观点的结合，这些矛盾的观点是21世纪许多争论的内容。Maupin在2014年的作品质疑了国际投资法性质的公法或私法归属，并建议从综合角度处理国际投资法。Vadi在2011年的作品声称，产权理论可能有助于以调和私人与公共利益的方式来解释BIT。在更基础的层面上，Schneiderman在2008年批评BIT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战略，将经济生活的一些关键维度排除在民主决策之外。Colón-Ríos & Hevia在2009年声称，Schneiderman的批评过于侧重作为承诺前文书的国际条约，并建议该批评所强调这种限制的实质问题。Sornarajah在2011年的作品认为，国际投资法面临的规范冲突类似于后殖民时代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之间发生的冲突。

Colón-Ríos, Joel I., and Martin Hevia. “Review Essay: What Makes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Undemocratic?” German Law Journal 10 (2009): 1309–1320.
本文坚持认为，以投资条约来限制民主决策范围的方式为由反对投资条约，实际上是反对包括人权条约在内的所有条约。这种反对必须采取实质性反对，表明对民主政治施加的限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会造成经济不公平。
Maupin, Julie A. “Public and Priv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 Integrated Systems Approach.”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4.2 (2014).
Maupin认为投资法不能被定性为公法或私法。投资法的合法性危机应从综合性角度来分析，即作为一个具有内部组织性和整体性的进化系统。该研究提出了一些细微的干预措施，可能会改变投资者和非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平衡。
Mills, Alex. “The Public-Private Du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Edited by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97–11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书认为国际投资法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私人和公共观点的融合，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是许多重大争论的原因。
Schneiderman, David. Constitutionaliz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vestment Rules and Democracy’s Promis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书批评国际投资条约是一种承诺前战略，通过从民主决策中去除经济生活的关键方面，防止未来政府采取与新自由主义议程相反的措施。
Sornarajah, Muthucumaraswamy.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The Descent into Normlessness.”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Edited by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631–65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文认为国际投资法面临着严重的规范冲突，类似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冲突导致两套规范并存时的情况。
Vadi, Valentina S.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rough the Lens of a Property Theory.” 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8 (2011): 22–64.
作者重点研究了环境保护，在承认所有者的私人利益和财产的社会功能及其相对限制的财产理论的基础上论述国际投资法。

经济学

Vandevelde在1998年的辩论认为，虽然双边投资条约的序言将它们描述为自由文书，但对其实质性条款的分析表明，它们反映了母国和东道国都在趋向民族主义利益。Bonilla & Castro在2006年从经济科学的角度分析如何选择各种类型的投资协议。Sasse在2011年的作品是对双边投资条约的法律和经济分析。Van Aaken在2010年的作品特别采用了法律和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救济问题。Bonnitcha在2012年的作品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建议。Bonnitcha和Aisbett 在2013年对双边投资条约的实体条款进行了经济分析。

Bonilla, Stephania, and Rosa Castro. “A Law-and-Economics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Latin Ame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talian Society for Law and Economics, Rome, 20–21 October 2006.
本文侧重于拉丁美洲国家可以利用的各种类型的投资协定——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并试图确定有助于它们评估这些不同协定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因素。
Bonnitcha, Jonathan. “The Economics of Investment Treaty Protection and the Evolving Empirical Research Agenda.” Working paper, Craw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2.
本书建议实证研究应该集中于投资条约对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决策的影响，而非它们对投资流动的影响。
Bonnitcha, Jonathan, and Emma Aisbett.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Substantive Protections Provided by Investment Treaties.”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2011–2012. Edited by Karl P. Sauvant, 681–70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文认为给予实质性保护的经济理由比一般认为的理由要弱；其不仅与条约谈判者有关，也与仲裁法庭有关。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对实质性条款的一些解释应优于其他解释。
Sasse, Jan Pet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Wiesbaden, Germany: Gabler, 2011.
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竞争外国投资的东道国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法律和经济学分析，包括关于双边投资条约对发展中国家体制质量的影响以及透明度与保密性问题的实证研究。
van Aaken, Anne.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National State Liability: A Functional and Comparative View.”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 Edited by Stephan Schill, 721–7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根据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本文主张在国际投资法中更多地使用初级补救办法（预防性或恢复性办法），而不是允许投资者在没有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情况下立即要求损害赔偿。
Vandevelde, Kenneth J.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2.4 (1998): 621–641.
本文指出，如果双边投资协定如其序言所言，那必然是自由的文书，其实质性条款应使投资中立、投资安全和市场便利的自由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然而，目前的双边投资条约侧重投资安全，母国和东道国在促进投资、准入、当地参与要求等方面在追求民族主义政策。

社会科学

Hirsch 2008认为，投资法庭不愿意考虑人权规范，部分原因可能是社会文化因素。Franck，et al. 2012为国际投资法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

Susan D. Franck, Calvin P. Garbin and Jenna M. Perkins,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Understanding Social Science Norms for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2010–2011, Karl P. Sauvan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83–903.
本文为国际投资法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
Moshe Hirsch, “Th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Geneva, 15–17 July 2008.
Hirsch认为，投资法庭对人权关注有限的趋势可以部分地用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即投资法和人权团体之间的差异，包括对法律在公私分界线上的作用的不同看法。

政治科学

Tienhaara在2011年的作品认为，与大多数法律学者和从业者所断言的不同，投资仲裁可能会影响政策制定的进程。Langford在2011年的作品分析了抵制投资体制的方法。

Malcolm Langford, “Cosmopolitan Competition: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Cosmopolitan and Its Discontents, Cecilia M. Bailliet and Katja Franco Aas(ed.),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1, 178–204.
作者分析了投资体制如何面临来自下层（即公民社会）的阻力，以及为什么它仍然存在。作者坚持认为，当利益分散或隐藏时，很难动员社会运动。因为BIT会悄悄地影响政府决策，他建议从“反对”转向“提议”。
Kyla Tienhaara, “Regulatory Chill and the Treat of Arbitration: A View from Political Science,”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06–627.
本文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投资条约法和仲裁，Tienhaara认为投资法可能会受到“监管寒流”的影响，这意味着投资仲裁作为一种制度可能会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这一现象被法律学者和从业者低估了。

法律概念和适用范围

「投资」这一法律概念，本应由国际投资法来界定，但在法律著作和仲裁实践中仍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进而，「受保护的投资」这个概念也要考虑投资仲裁中的国籍要求和具体条约所涉及的情形。

投资

Schreuer等人在2009年对投资作为ICSID管辖权的一个条件的法律概念进行了权威和平衡的分析。Schreuer在评论所谓的「Salini标准」时指出，根据这一标准，《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华盛顿公约》）意义范围内的投资必须结合贡献、期限、风险和对东道国发展的贡献等特点，应该一并灵活考虑这些标准。Stern在2009年的作品对投资概念的各种方法都进行了透彻的分析。Williams & Foote在2011年的作品和Boddicker在2010年的作品认为，根据客观的外部限制，投资不仅是短暂的买卖，必须尊重当事方的同意，因此也必须尊重双边投资条约中所载的投资定义。Mortenson在2010年的作品论述了「Salini标准」与尊重国家在实体问题上的决定之间可能的关系。Sattorova在2012年的作品批评了客观的「Salini标准」和侧重于各方同意的主观测试，并主张投资应被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项资产，这意味着应被视为投资的是为商业开发而获得的资产，而不是资产本身。从Ian Brownlie在CME Czech Republic BV v Czech Republic案中提出的意见中可以找到对双边投资条约中投资概念的目的论解释。另见Sornarajah在2009年的作品。

Joseph Boddicker, “Whose Dictionary Controls? Recent Challenges to the Term ‘Investment’ in ICSID Arbitration,”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5 (2010): 1031–1071.
《华盛顿公约》的筹备工作支持服从当事方同意的主观方法，并为投资者提供了国际投资繁荣所必需的保障。
CME Czech Republic BV v Czech Republic, IIC 62, Final Award and Separate Opinion, 14 March 2003.
由20世纪最著名的国际律师之一Ian Brownlie撰写的单独意见，其提出了一个简短而有力的论点，支持对双边投资条约的目的论解释，同时考虑到国家对其人民福祉的责任（见第73-74段）。
Julian Davis Mortenson, “The Meaning of ‘Investment’: ICSID’s Travaux and th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1 (2010): 257–318.
本文声称，如果Salini案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不尊重国家在投资法实质性问题上的决定的一种回应，那么这种做法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剥夺了一整类投资者接受国际审查的权利，同时让法庭在它们有权管辖的案件中任意越权。
Mavluda Sattorova, “Defining Investment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BITs: Of Ordinary Meaning, Telos, and Beyond,”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 (2012): 267–290.
本文的批评侧重于各方同意的客观「Salini标准」和主观测试，并主张投资应被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项资产，这意味着应被视为投资的是为商业开发而获得的资产，而不是资产本身。
Christoph H. Schreuer, Loretta Malintoppi, August Reinisch and Anthony Sinclair.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2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书声称「Salini标准」的所有测试都是相互关联的，不应该孤立地看，而应该放在一起看。任何经济发展的概念都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应局限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量化贡献。
Muthucumaraswamy Sornarajah, “Portfolio Investments and the Definition of Investment,” ICSID Review 24.2 (2009): 516–520.
Sornarajah认为，仲裁法庭是否将证券投资限定为《华盛顿公约》或双边投资条约所涵盖的范围取决于意识形态。如果专家组赞成将保护投资者作为双边投资条约背后的理论基础，证券投资将受到保护，而如果专家组赞成经济发展，则不会受到保护。
Brigitte Stern, “The Contours of the Notion of Protected Investment,” ICSID Review 24.2 (2009): 534–551.
本文第一部分提供了对投资这一概念的不同分析方法。
David Williams and Simon Foot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Approach to Identifying an ‘Invest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25(1)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2-64.
本文从客观的外部限制出发，即投资不仅仅是短暂的买卖，各方的资格决定了是否存在受ICSID保护的投资。辩论可能会转移到一项交易是否符合BIT意义上的投资。

受保护的投资

Sinclair在2008年和Schreuer在2009年的分析涉及投资仲裁中国籍要求的判例法。Stern 在2010年的研究采用了目的论解释，认为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有权受到国际投资法的保护，并承认投资者为了最好地利用国际一级现有的所有保护而对投资进行事先安排在法律上并无不妥。Kreindler 在2010年的研究认为，尽管滥用程序应受到制裁，但在有疑问的情况下，诉诸司法的权利应优先。De Brabandere在2012年的研究对投资条约仲裁中的「善意」和「滥用程序」的使用进行了分类。Hansen在2010年的研究采用拟议法的方法，认为鉴于跨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将公司注册地作为确定国籍的唯一标准已经过时，因为无论是否选择条约，这都会增加平行程序和双重追偿的风险。Valasek和Dumberry 在2011年的研究详尽分析了股东和控股公司在投资仲裁中的法律地位，并得出结论认为，各国应考虑通过修订双边投资条约来解决这些问题。

Eric De Brabandere, “‘Good Faith’, ‘Abuse of Process’ and the Initiation of Investment Treaty Clai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 (2012): 1–28.
对投资条约仲裁中诚信原则和滥用程序进行分类，区分了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
Robin F. Hansen, “The Systemic Challenge of Corporate Investor Nationality in an Era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1 (2010): 81–115.
本文认为鉴于多国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将注册地作为确定国籍的唯一标准已经过时。
Richard Kreindler, “Are Tribunals Setting New Limits on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ICSID Review 25.1 (2010): 3743.
本文坚持认为，尽管滥用程序必须受到制裁，但在有疑问的情况下，诉诸司法的总体权利必须优先。
Christoph Schreuer, “Nationality of Investors: Legitimate Restrictions vs. Business Interests.” ICSID Review 24.2 (2009): 521527.
本文分析了关于国籍要求的判例法，并注意到一个矛盾现象，即与人权条约不同，国籍要求对进入投资仲裁程序至关重要，而一旦案件进入案情阶段，基于国籍的区别就成了禁忌。
Anthony Sinclair, “ICSID’s Nationality Requirements.” ICSID Review 23 (2008): 57–118.
本文是对相关案例法的透彻分析。
Brigitte Stern, “Are There New Limits on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CSID Review 25.1 (2010): 26–36.
Stern认为，根据目的论的解释，并非所有的投资都有权得到国际投资法的保护，并认为，与在被投诉的事实发生后或争议出现后选择条约不同，事前安排在法律上并不令人反感。这项研究对仲裁裁决中处理这些问题的技术方法作了有益的概述。
Martin J. Valasek and Patrick Dumberry, “Developments in the Legal Standing of Shareholders and Holding Corporations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s,” ICSID Review 26.1 (2011): 34–75.
本文对股东在投资仲裁中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索赔的间接性问题可能是今后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各国应考虑通过修订BIT来解决这一问题。

实体性权利和义务

绝大多数关于国际投资法中实质性权利和义务的文献都采用逐个标准的方法。一般著作通常为每个标准专门编写一章，尽管不同作者对标准的界定各不相同，但采用横向结构的作者非常少见。这并不是说对每个标准的研究都是孤立的；恰恰相反，大多数资料至少简要地研究了标准之间的关系。然而，有些文章关注的问题超越了标准的划分。特别是2012年的Schill的研究，其涉及了一项投资的非法性对向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影响。Sauvant在2009年的作品也是这种情况。

Karl P. Sauvant (ed.),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2008–20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这份文本包含几个超越标准划分的投资保护问题的贡献。
Stephan W. Schill, “Illegal Investmen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Working paper,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2012.
本文研究了国内法规定的投资非法性与投资条约保护之间的关系，包括条约是否就这一问题作出了规定。观察相关案例法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促进和准入

专门研究促进和准入问题的并不多，但这个问题对各国至关重要，Juillard在1998年的作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是导致拟议的多边投资协定失败的问题之一。Gómez-Palacio和Muchlinski 在2008年对准入问题以及设立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研究。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Muchlinski在1999的研究，并试图根据最近的发展对其进行更新。Karl和El-Kady 在2008年研究了促进投资以及如何在条约条款中保证促进投资。总论的相关章节也广泛涵盖了促进和投资的主题，Newcombe和Paradell 在2009给年的作品出了特别清晰的解释。

Ignacio Gómez-Palacio and Peter Muchlinski. “Admission and Establishem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dited by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227–2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文探讨了准入（admission）和设立（establishment）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并概述了国内法和国际投资协定条款中准入和设立条款的主要发展趋势，也讨论了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自由进入的利弊。
Patrick Juillard, “A propos du décès de l’A.M.I.”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44 (1998): 595–612.
Juillard研究了导致拟议的多边投资协定失败的困难，解释了对美国来说，谈判拟议的多边投资协定的主要利害关系是如何获得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以及拟议的协定的多边谈判如何因此首先成为关于建立自由的谈判。
Joachim Karl and Hamed El-Kady. Investment Promotion Provisio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8.
本文审查了各种类型的具体投资促进条款（相对于仅仅「促进」投资的一般承诺），并就如何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加强投资促进提出建议。
Peter T. Muchlinski, Admission and Establishmen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本书着眼于各种类型的准入和设立条款，以及条款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他概念，并通过解释几种政策选择向各国提供建议。

公平和公正待遇

公平和公正待遇（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FET）是投资仲裁中最常援引的标准之一，有大量的文献涉及这一主题。有3部21世纪早期的专著致力于研究这一领域：Tudor在2008 年的作品和Kläger在2011年的作品对该标准进行了一般性陈述。实务人员可能更喜欢Tudor的作品，尤其是它对判例法的广泛梳理，，而学术界可能更喜欢Kläger的作品，因为它更加学术化。Paparinskis在2013年的专著致力于国际最低标准（the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和公平待遇标准，并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公平待遇标准是否区别于国际最低标准的问题是不确定的，也是有争议的。有关FET标准的更简短、更全面的研究可参见Angelet在2012年的研究和Kalicky和Medeiros在2007年的研究。Schill在2010年的作品也对该标准进行了概述性研究，但这是从比较公法的角度进行的。Schreuer在2008年对FET与其他保护标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Gallus在2011年的研究涉及公平贸易标准的一个特定方面，即仲裁法庭在适用该标准时考虑东道国情况的程度。

Angelet, Nicolas.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Edited by R. Wolfrum, 1094–11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本文是对该主题的简要概述，包括涉及的判例法，是很好的入门读物。
Gallus, Nick.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Host State.”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Edited by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223–2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书考察了仲裁法庭在适用FET标准时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东道国的情况，并概述了相关的判例法。
Kalicky, Jean, and Suzana Medeiros. “Fair, Equitable and Ambiguous: What Is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CSID Review 22.1 (2007): 24–54.
本文对FET概念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案例法概述特别有用：作者列举了（非详尽的）案例，并简要概述了法庭对每个案例适用公平原则的情况。
Kläger, Rolan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书探索FET标准的理论基础。深入分析了仲裁法庭适用该标准的情况，并认为该标准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包含若干原则，这些原则需要相互平衡。并考虑该标准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Paparinskis, Martins. The 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 an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本书深入研究国际最低标准及其与FET标准的关系。
Schill, Stephan W.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the Rule of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 Edited by Stephan Schill, 151–1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根据比较公法的方法，Schill认为，仲裁法庭适用的FET标准可以在法治的体制和程序概念下概念化。他提出了应用该标准的方法。
Schreuer, Christoph.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FET):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tandards.” In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Edited by Graham Coop and Clarisse Ribeiro, 63–100. Huntington, NY: JurisNet, 2008.
Schreuer简明扼要地分析了该标准与其他经典投资保护标准的关系。其概述了判例法和学术界采取的各种立场，并得出结论认为，虽然FET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标准相连接，但它是一个独立的标准。
Tudor, Iona.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Foreign Invest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文研究了该标准的内容——其传统和习惯背景及其范围。包括仲裁庭如何适用该内容的导引。

合法期待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期待被认为是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其在文献中经常被视为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发展的一部分（尤其可以参见前文提及的Nwcombe和Paradell于2009年发表的作品）。在专门讨论合法期待保护的文献中，Snodgrass于2006年的文章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期待应当被视为一项国际法一般原则。Schreuer和Kriebaum于2010年发表的文章聚焦于合法期待问题的一个特定方面，考察了投资者的合法期待在何期间内存在才能获得保护的问题。上述两个文献都对相关的判例法做了全面的综述。Daujota和Audzevičius于2012年的文章简要比较了欧洲人权法院（ECHR）和投资仲裁法庭在处理合法期待问题上的不同做法。Grierson-Weiler和Laird于2008年的文章展现了其对合法期待的独到理解。这篇文献讨论了仲裁庭对几个不同标准的应用，并注意到，基于投资者的合法期待的单一标准正在出现。

Daujotas, Rimantas, and Ramūnas Audzevičius. “The Concept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and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ulleti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6.2 (2012): 166–174.
本文分析和比较了在所有权语境下，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和欧洲人权法院中保护合法期待的方式。本文对相关判决做了简要综述。
Grierson-Weiler, Todd, and Ian A. Laird. “Standards of Treatm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dited by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259–30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Grierson-Weiler和Laird观察到仲裁庭对不歧视标准和最低标准的适用趋于一致。他们认为，一个基于投资者合法期望的单一监管标准似乎已经形成。
Schreuer, Christoph, and Ursula Kriebaum. “At What Time Must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Exist?” In A Liber Amicorum: Thomas Wälde: Law Beyond Conventional Thought. Edited by Jacques Werner and Arif Hyder Ali, 265–276. London: CMP, 2010.
作者以判例法分析为基础，考察了如何确定复杂投资操作中合法期待必须存在的时点。
Snodgrass, Elizabeth. “Protecting Investor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Recognizing and Delimiting a General Principle.” ICSID Review 21.1 (2006): 1–58.
Snodgrass注意到，就“合法期待需要得到保护”这一立场，以及这种保护需要达到何种程度等若干方面，国内法律制度已经达成了显著程度的共识。她运用一般原则的分析方法，认为保护合法期待应当被视为一项国际法一般原则。

拒绝司法

早在国际投资法出现之前，习惯国际法就已经规定了拒绝司法的国际责任。在国际法投资法领域中，防止拒绝司法被视为公平公正待遇标准或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一部分。因此，拒绝司法往往是在一般性著作中专门讨论上述标准的章节中被研究的（参见EFT部分）。Fitzmaurice于1932年的文章、De Visscher于1935年的文章和Freeman于1938年的著作讨论了一般国际法中的拒绝司法问题。上述三份文献都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经典之作，非常有益且具有启发性；它们内容翔实且具有教育意义，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关于拒绝司法的大部分讨论奠定了基础。Freeman于1938年的著作提供了最全面的研究，因为它是一部致力于拒绝司法的完整研究。De Visscher于1935年的文章对拒绝司法这一概念进行了较短的一般性研究，Fitzmaurice于1932年的文章则聚焦于拒绝司法的定义。最近关于这一主题不可回避的著作是Paulsson于2011年的研究，它对一般国际法和国际投资法语境中的拒绝司法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经过对该主题的广泛辩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文献和判例法似乎对拒绝司法的程序性质达成了一致。对此，Fitzmaurice于1932年的文章和Paulsson于2011年的著作中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在Loewen v. United States案这一极具争议的仲裁裁决之后，关于拒绝司法的辩论风向转向了用尽国内救济的议题。Sattorova于2012年的文章、Paulsson于2011年的著作、De Visscher于1935年的文章均讨论了这一问题。Francioni于2009年的研究展现了其对拒绝司法更具政治性的思考，他分析了国际投资法中防止拒绝司法的保护措施在保障东道国国民人权方面可能取得的进展。

De Visscher, Charles. “Le déni de justic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Recueil des cours 52 (1935): 369–440.
经典、全面而又简洁的研究。它分析了拒绝司法概念的含义及其与国际责任的关系，以及用尽国内救济的要求。
Fitzmaurice, Gerald G.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Denial of Justice.’”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2): 93–114.
Fitzmaurice的文章是该领域的经典研究。他以一种非常清晰易懂的方式，对一般国际法中拒绝司法的概念进行了深入而简洁的反思。非常完美，尤其是作为一本关于该主题的入门读物。
Francioni, Francesco. “Access to Justice, Denial of Justic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3 (2009): 729–747.
该研究注意到，由于在国际投资法中私人投资者诉诸司法的权利被巩固，传统外国人权利可能与人权趋同。它研究了在外国投资者权利巩固的背景下，东道国民间社会的代表是否需要获得相应的机会，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点。
Freeman, Alwyn V.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Denial of Justice.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38).
Freeman的著作是一般国际法中有关拒绝司法问题研究的主要来源之一。它对该主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Paulsson, Jan. Denial of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书最初于2005年出版。它介绍了拒绝司法这一概念的历史沿革，并对其含义进行了详细分析。它同时研究了赔偿问题和用尽当地救济要求的问题。该书是研究这一领域不可绕过的文献，也是自1938年Freeman的研究以来关于这一主题最全面的著作。
Sattorova, Mavluda. “Denial of Justice Disguise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vestors from Judicial Misconduct.”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61 (2012): 223–246.
该研究讨论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的问题。它主张，Loewen一案在司法终局性的幌子之下重置了这一要求，这使判例法内部出现了矛盾。该研究探讨了拒绝司法和其他相关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并考虑了如何通过标明某人的诉求来避免Loewen案裁决的终局性（用尽当地救济）要求。

充分保护与安全

Schreuer于2010年的文章是关于充分保护与安全标准的简明而全面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该标准的其他概括性研究可以在一般性著作的相关章节中找到，尤其是Newcombe和Paradell于2009年的著作。Zeitler于2010年的文章从比较公法的角度研究了该标准的内容。Foster2012年的研究充分运用了各种解释手段，研究了该标准的内容。关于充分保护与安全标准的争议问题是，它是否通过提供法律保证进行物理安全之外的保护，以及它是否不同于公平公正待遇标准。Schreuer于2010年的研究和Foster于2012年的研究都支持了充分保护与安全标准确实包括提供法律保护的观点。这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但是无论是文献还是判例法，在该问题上均未达成一致。上述两份研究同时认为，充分保护与安全标准和公平公正待遇标准不同。Schreuer于2010年的研究还认为，相较于公平公正待遇标准主要要求东道国避免不公平或不公正的行为，充分保护和安全标准要求东道国为投资提供一定的事实和法律框架。

George K.Foster, “Recovering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The Treaty Standard’s Obscure Origins, Forgotten Meaning, and Key Current Significance,”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45 (2012): 1095–1156.
该研究采用全方位的解释手段来确定充分保护与安全标准的内容，包括其在习惯国际法和美国条约实践中的历史演变。该研究得出结论，该标准的内容并不仅限于物理安全，同时它在概念上不同于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因为它更侧重于对充分保护系统的需求。
Christoph Schreuer, “Full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010): 1–17.
这篇简洁明了的文章关注了该标准的内容，及其与习惯国际法和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关系。它对相关判例进行了全面的概述。
Helge Elisabeth Zeitler, “Full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 Stephan W. Schill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83–212.
该研究审查了国际习惯法中该标准的内容及其在仲裁法庭中的应用。该研究认为，为了界定该标准的确切内容，有必要借助于在国内法或其他法律体系中得到承认的公法一般原则。

征收

对于直接征收的研究已经相当罕见，在21世纪初，关于征收的文献主要涉及间接征收或管制性征收。Reinisch于2008年的文章是一项关于征收的一般性研究，包括直接征收。其他概括性研究可以在一般性著作的相关章节中找到。Dalhuisen和Guzman于2012年的文章也研究了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并提出了这些概念的替代方法。关于间接征收的文献主要强调了确定间接征收的界限。辩论的焦点是，对投资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实际上并未将所有权转移给东道国政府的监管措施是否属于以及在何时点属于征收。Porterfield于2011年的研究认为，习惯国际法并不支持监管措施应当得到补偿的观点。Newcombe于2005年的研究和Fortier与Drymer于2004年的研究均试图确定间接征收和非征收监管措施之间的界限。Leben于2006年的研究对间接征收提出了更为理论化的观点，并认为，各国的立法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仲裁庭在认定间接征收时的谨慎态度是合理的。Ratner于2008年的研究也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不同观点，这项研究考察了几个机构对于间接征收的不同立场，并认为它们各自适用路径的异质性是有益的。Sattorova于2010年的研究是对于Saipem v. Bangladesh案裁决的评论，它简要考察了仲裁庭为认定间接征收而应用的检视路径。

Dalhuisen, Jan H., and Guzman, Andrew T. “Expropriatory and Non-Expropriatory Takings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2.
Dalhuisen和Guzman提出了另一种征收方法，并研究了适合他们假设的案型的救济方式。他们使用三种测试方法来区分收益：是否被征收，是否合法，以及是否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标准。
Fortier, L. Yves, and Stephen L. Dryme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or Caveat Investor.” ICSID Review 19.2 (2004): 293–327.
本文试图澄清间接征收和非补偿性政府管制措施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并对仲裁庭适用的各种标准和测试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解释。
Leben, Charles. “La liberté normative de l’État et la question de l’expropriation indirecte.” In Le contentieux arbitral transnational relatif à l’investissement: Nouveaux développements. Edited by Charles Leben, 163–183. Leuven, Belgium: Anthemis, 2006.
该文章注意到仲裁庭的态度相当谨慎，往往不会轻易认定国家的规范性活动会产生征收的效果。该文章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在所有的法律体系中，立法机关的行为并不受（或者仅受部分）责任法的约束。
Newcombe, Andrew. “The Boundaries of Regulatory Expropri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ICSID Review 20.1 (2005): 1–57.
该文章讨论了有时对间接征收不进行补偿是否是合理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是合理的。该文章主张国际征收法的作用不是在国家利益和财产保护之间达到最佳平衡，而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最低标准的保护。
Porterfield, Matthew C. “State Practice and the (Purported) Obligation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o Provide Compensation for Regulatory Expropriations.”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ial Regulation 37 (2011): 159–197.
该文章考察了监管征收措施的国家实践，并论证了它不支持习惯国际法中存在获得监管征收措施补偿的权利。该文章同时论证了这种权利存在的其他可能法律基础。
Ratner, Steven R. “Regulatory Takings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 Beyond the Fear of Fragmented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2 (2008): 475–528.
该研究指出，在裁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不同机构（尤其是欧洲人权法院、欧洲法院和美国国务院）中均出现了监管征收措施的主张，并主张，监管征收措施的合法性应当取决于决定征收的制度背景中。
Reinisch, August. “Expropri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dited by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407–4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文对包括间接征收在内的征收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研究，并特别研究了受保护的权利的范围。它对相关判例进行了概述，主要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判例，并指出仲裁庭通常会试图在国家权利和投资者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Sattorova, Mavluda. “Judicial Expropriation or Denial of Justice? A Note on Saipem v. Bangladesh.”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Review 13.2 (2010): 35–41.
在这份简短的研究中，Sattorova研究了拒绝司法和司法征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仲裁庭在Saipem v. Bangladesh案中作出的区分存在一定问题。它认为，在Saipem案中，仲裁庭采用了合法性测试，而非“纯粹效果标准”测试（“sole effect” test）作为确定征收的方法。

国民待遇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针对国民待遇标准的一般性、综合性研究并不多。大多数研究可在一般性著作的相关章节找到，尤其是Newcombe和Paradell于2009年的著作。Vinuesa于2012年的研究很好地介绍了国民待遇这一主题，但它的视野更聚焦于一般国际法而非国际投资法。Muchlinski于1999年的研究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特别有助于分析各种类型的国民待遇条款。Crépet Daigremont于2006年的文章是对国际投资法领域中国民待遇主题更为广泛的研究，其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基于国籍的歧视三者放在一起考察。Melloni于2005年的著作可能是对于国民待遇标准最全面的研究工作，但该著作只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背景下进行研究，其相关性在解释国际投资协定方面仍有争议（参见Kurtz于2007年的研究）。Melloni的研究虽然可能特别有益，尤其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但是也因此应当被谨慎对待。Kurtz于2007年的研究十分有帮助，因为它参考了相关的判例法，将世贸组织与投资仲裁中关于国民待遇的判例进行了比较（两者均在BITs和NAFTA的框架下）。以下两项研究贡献囊括了有趣的政治考虑：Collins于2013年的研究讨论了新兴市场国家使用国民待遇标准的问题；Juillard于1998年的研究虽然对这一主题的论述非常简短，但是对投资前时期国民待遇规则的重要性的阐述十分具有启发性。Maniruzzaman于1998年的文章对国际投资法领域中相关的不歧视原则进行了简短的概括性研究。

Collins, David. “National Treatment in Emerging Market Investment Treaties.” Working paper, Institute for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Maastricht University, 2013.
该著作描述了国民待遇标准的内容，并研究了与新兴市场国家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所包含的各种国民待遇条款的范围。它考察了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的效果。
Crépet Daigremont, Claire. “Traitement national et traitement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ée dans la jurisprudence arbitrale récente relative à l’investissement international.” In Le contentieux arbitral transnational relatif à l’investissement: Nouveaux développements. Edited by Charles Leben, 107–162. Leuven, Belgium: Anthemis, 2006.
在对国民待遇标准和最惠国待遇标准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作了简要介绍之后，Crépet Daigremont考察了这些标准的内容和范围，同时考虑了其在条约文本中的不同变体。她在本文中还考察了仲裁庭认定基于国籍歧视时的检验标准。
Juillard, Patrick. “A propos du décès de l’A.M.I.” Annuaire franç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44 (1998): 595–612.
通过解释拟议的多边投资协定的利害关系以及导致其谈判失败的困难程度，Juillard阐述了在投资前阶段为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与否在政治上是多么关键。
Kurtz, Jürgen. “National Treatmen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Regulatory Autonomy: The Search for Protectionism or Something More?” In New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dited by Philippe Kahn and Thomas W. Wälde, 311–351. Leiden, The Netherlands: Nijhoff, 2007.
本文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条约争端解决仲裁庭处理国民待遇的不同路径，同时将其与关贸总协定（GATT）的判例相比较。它简要阐述了国民待遇在关贸总协定体系下与在投资条约中的根本区别，并提出了一种解释国民待遇的方法，包括将国民待遇等同于寻求保护主义监管行为。
Maniruzzaman, A. F. M. “Expropriation of Alien Property and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r Foreign Investment: An Overview.”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and Policy 8.2 (1998): 57–77.
该研究论述了一般国际法中相关的不歧视原则，然后分析了其在国际投资法中的含义。本文广泛地参考了相关文献。
Melloni, Mattia.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Treatment in the GATT: A Survey of the Jurisprudence, Practice and Policy. Brussels: Bruylant, 2005.
该著作立足判例法，对世贸组织法律体系下的国民待遇原则进行了全面研究。
Muchlinski, Peter T. National Treatment.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本文梳理了各种类型的国民待遇条款，并分析了国民待遇标准的内容及其与其他概念的相互作用。本文同时分析了对东道国来说为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的利与弊，并就东道国在签订投资协定时的国民待遇标准所涉及的几个选项提供建议。
Vinuesa, Raúl Emilio. “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 In The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Edited by R. Wolfrum, 486–49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本文简述了国民待遇在一般国际法中的历史，并简要研究了贸易条约和国际投资协定条款中规定的该标准的内容。这篇文献很好地介绍了这一主题。

最惠国待遇

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文献大多涉及此类条款的范围。Crépet Daigremont于2006年的文章研究了最惠国条款对一些主要双边投资条约条款的影响。Houde和Pagani于2004年的研究指出，最惠国条款不具有普遍性含义，而是根据其表述而有所不同。某些研究主张最惠国条款仅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Faya Rodríguez于2008年的研究就是明显的例子，其主张最惠国条款通常不能推翻通过具体谈判达成的协议，因此仅允许在非常有限的事项上做择协避税安排。Cole于2012年的研究讨论了在最惠国条款效力中必须承认的限制。Faya Rodríguez与Joubin-Bret于2010年的著作、Ziegler于2008年的著作对最惠国条款进行了一般性研究，包括其历史发展。Rodríguez与Joubin-Bret于2010年的著作更侧重于对条约条款文本变化的广泛考察，Ziegler于2008年的著作更侧重于对相关判例法的概述。Schill于2009年的著作也对最惠国条款进行了一般性研究，它认为最惠国条款在国际投资法多边化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法委员会1978年的报告是一个重要的文献来源，因为关于最惠国条款这一主题无论是判例还是文献中都经常提及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条款草案。值得注意的是，最惠国条款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是它们对管辖权和程序性事项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可以在后文争议解决部分中找到，但该节列出的一些文献也考察了这一问题。

Cole, Tony. “The Boundaries of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3.3 (2012): 537–586.Cole主张在最惠国条款的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到三个限制：它们不允许获得先前存在的更优惠的待遇；它们的受益者并非某一个体申请方，而是来自某一个国家的所有投资者所组成的群体；它们剥夺了投资者在包含最惠国条款的条约中最初所获得的保护。
Crépet Daigremont, Claire. “Traitement national et traitement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ée dans la jurisprudence arbitrale récente relative à l’investissement international.” In Le contentieux arbitral transnational relatif à l’investissement: Nouveaux développements. Edited by Charles Leben, 107–162. Leuven, Belgium: Anthemis, 2006.
Crépet Daigremont研究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标准的内容和范围，同时考虑到其在条约条款中观察到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它详细考察了最惠国条款的范围。
Faya Rodríguez, Fernando. “The Most-Favoured-Nation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Tool for Treaty Shopp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5.1 (2008): 89–102.
本文认为，除少数例外情况以外，最惠国条款不应被解释为择协避税安排，因为依照条约解释规则来解释最惠国条款，不会产生一般条款凌驾于具体谈判协定的结果。
Faya Rodríguez, Alejandro, and Anna Joubin-Bret.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A Sequ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该研究探讨了最惠国标准的内容和性质，以及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最惠国条款。该研究可以与Karl, Joachim的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一同阅读，后者着眼于最惠国标准与国际投资法其他议题的相互作用。
Houde, Marie-France, and Fabrizio Pagani. “Most-Favoured-Nation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o. 2004/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
本文简要介绍了最惠国标准的内容，其包括对若干相关案例的概述，以及对国际法委员会（ILC）发布的最惠国待遇标准条款草案的分析（参见下文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78）。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Articles on Most-Favoured-Nation Clauses with Commentaries.”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2 (1978): 16–73.
该条款草案是重要的文献来源，因为它经常被仲裁庭援引，并且一些学者认为，该条款草案表明了国际法中解释最惠国条款的国家实践。
Schill, Stephan W. The Multilater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为其国际投资法多边化理论的一部分，Schill在此框架下对最惠国条款进行了研究。他主张，最惠国条款的作用是协调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并使经由双边投资条约建立的双边国家关系多边化。
Ziegler, Andreas R. “Most-Favoured-Nation (MFN) Treatment.” In Standards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 Edited by A. Reinisch, 59–8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文对最惠国标准进行了一般性研究，包括对最重要几份仲裁裁决的概述。

资金自由流动

出入东道国的资金流动虽然是投资者的基本关切，但是却并不是学界研究的焦点。Dolzer于2010年的文章对资金流动进行了详细研究。Hagan于2000年的研究也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考察。Dolzer于2010年的文章更侧重于对判例的概述，Hagan于2000年的研究则阐述了更多条约条款演变的内容。一般性著作的相关章节也十分有帮助，特别是Newcombe和Paradell于2009年的著作。

R. Dolzer, “Transfer of Funds: Investment Rul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Law. Edited by Mario Giovanoli and Diego Devos, 533–54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本文对有关该主题的判例法进行综述。它分别探讨了双边与多边条约的资金自由流动规则，并研究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Sean Hagan, Transfer of Funds.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0.
作者讨论了各种类型的资金转让条款，并就制定资金转让条款向各国提出建议。

保护伞条款

关于保护伞条款的争论集中在它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合同受到条约保护。Crawford于2008年的文章和Nouvel于2010年的文章概述了关于保护伞条款的不同理论立场。一个争议性话题就是保护伞条款对管辖权的影响。Ben Hamida于2006年的研究主张，它们应当具有将条约请求置于仲裁庭管辖权范围内的效力，而Nouvel于2010年的研究则主张它们与管辖权无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保护伞条款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的影响。Ben Hamida于2006年的文章主张，保护伞条款也适用于这类法律法规，以使其获得更加稳定的效果。Gritón Salias于2009年的研究在考察了相关的判例法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附带条件是该效果取决于保护伞条款的措辞。然而，Crawford于2008年的研究主张，将制定法律等同于一项国家义务是错误的。Yannaca-Small于2006年的研究主张，对保护伞条款的正确解释取决于其具体措辞。这项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帮助的判例法综述，并将相关判例按照给予条款广义或狭义的解释分类。

Ben Hamida, Walid. “La clause relative au respect des engagements dans les traités d’investissements.” In Le contentieux arbitral transnational relatif à l’investissement: Nouveaux développements. Edited by Charles Leben, 53–105. Leuven, Belgium: Anthemis, 2006.
该研究考察了保护伞条款的范围和影响，以及它们与可能具有类似影响的其他条款的关系。该研究认为，保护伞条款在合同缔结之日就产生了稳定东道国国内法，并将合同请求至于仲裁庭管辖权下的效果。
Crawford, James. “Treaty and Contract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4.3 (2008): 351–374.
在这篇极具启发性的文章中，Crawford谈及了双边投资条约请求和合同请求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关注了保护伞条款的效果，并提出保护伞条款是执行合同请求的额外机制，但是其并不改变这种请求的基础。
Gritón Salias, María Cristina. “Do Umbrella Clauses Apply to Unilateral Undertaking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or the 21st Century: Essays in Honour of Christoph Schreuer. Edited by Christina Binder, Ursula Kriebaum, August Reinisch, and Stephan Wittich, 490–4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概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判例法，并得出结论，尽管保护伞条款的范围取决于其具体措辞，但是仲裁庭通常认为此类条款适用于单方允诺。
Nouvel, Yves. “La cométence matérielle: Contrait, traité et clause parapluie.” In La procédure arbitrale relative aux investissements internationaux. Edited by Charles Leben, 13–30. Leuven, Belgium: Anthemis, 2010.
Nouvel探讨了保护伞条款是否会对管辖权产生影响，并认为该问题与保护伞条款是否具有将合同义务纳入条约/国际秩序的效果有关。本文认定保护伞条款是具有排他效力的实质性条款。
Yannaca-Small, Katia. “Interpretation of the Umbrella Clause in Investment Agreement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o. 3, 2006.
本文讨论了各种类型的保护伞条款，以及仲裁庭对这些条款的解释。

非排除性措施

关于非排除措施的文献包括习惯国际法中排除不法性的情形，以及在投资协定中的非排除措施条款。非排除措施条款是否具有类似于在习惯国际法情形中排除不法性的效果尚不确定。大多数文献似乎认为它们是不同的，但是判例法在此问题上并不具有一致性，正如Schill于2007年的研究对两个相互矛盾的裁决的评论所解释的那样。Burke-White和von Staden于2008年的研究，以及Bjorklund于2008年的研究考察了非排除措施条款和相应的习惯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关于习惯国际法的研究更多，一般性著作中专门论述该主题的章节通常与此有关。然而，Burke-White和von Staden于2008年的研究主要聚焦了非排除措施条款，是关于该主题全面而有用的文献来源。Burke-White和von Staden于2008年的研究、Schill于2007年的研究论述了成功援引排除不法性事项的效果的问题。国际法委员会的国家不法责任条款草案是研究该话题不可绕开的文献，因为其中设有专章规定排除不法性的情形，而且正如Crawford于2010年的文章附录所展示的那样，仲裁庭也在广泛援引这些条款。Crawford于2002年的著作对这些条款进行了主要研究。Crawford于2010年的研究与Kurtz于2010年的研究是简洁但极具价值的文献来源，因为它们更具体地论述了这些条款在投资仲裁场景下的应用。

Bjorklund, Andrea K. “Emergency Exceptions: State of Necessity and Force Majeur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dited by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459–5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在习惯国际法和条约条款的语境下，对紧急状态和不可抗力进行了一般性研究。本文广泛引用了相关案例。
Burke-White, Wiliam, and Andreas von Staden. “Investment Protection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n-Precluded Measures Provision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8.2 (2008): 307–410.
这是针对非排除措施最全面的研究之一。该研究主张，非排除措施条款同相关的习惯国际法并不相同，并探讨了应当如何对非排除措施条款进行解释和适用。本文还讨论了这些条款在针对阿根廷的系列案件中的应用。
Crawford, James.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这是对国际法委员会发布的条款草案的深入研究。
Crawford, James.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the ILC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ICSID Review 25.1 (2010): 127–199.
这份简要的研究着眼于国家不法责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在投资仲裁中的适用。该研究的附录提供了一份十分实用的表格，该表格将国家不法责任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的每个条文与相关判例的概述相对应。
Kurtz, Jürgen. “The Paradoxical Treatment of the ILC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ICSID Review 25.1 (2010): 200–217.
对国家不法责任条款草案在投资仲裁中的适用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了在CMS v. Argentina, Enron v. Argentina和Sempra v. Argentina案中援引紧急状态作为抗辩理由的路径。
Schill, Stephan W.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the Host State’s Power to Handle Economic Crises—Comment on the ICSID Decision in LG&E v. Argent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4.3 (2007): 265–286.
比较了仲裁庭在LG&E v. Argentina和CMS v. Argentina中的立场，特别是对紧急状态的评估，并解释了两个仲裁庭在“不排除措施条款是否不同于相应的习惯国际法”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导致了它们在赔偿和举证责任问题上持不同立场。

各待遇标准之间的关系

在涉及到国际投资法中实体权利义务的问题时，相关文献通常采用逐一标准审查的方法，但是大多数文献在研究一项标准时，至少简要的考察了这项标准与国际投资保护中其他标准与相关概念的关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关于国际投资协定问题系列丛书几乎都采取了这样的路径。Schreuer于2008年的研究系统地分析了公平公正待遇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关系。Grierson-Weiler和Laird于2008年的文章考察了仲裁庭对几种待遇标准的应用，并观察到基于投资者合法期待出现了单一标准。

Grierson-Weiler, Todd, and Ian A. Laird. “Standards of Treatment.”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dited by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259–30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Grierson-Weiler和Laird观察到了仲裁庭适用非歧视标准和最低标准的趋同。如此，他们阐释了投资条约中通常规定的大多数待遇标准是如何产生显著重叠的。
Schreuer, Christoph.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FET):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tandards.” In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Edited by Graham Coop and Clarisse Ribeiro, 63–100. Huntington, NY: JurisNet, 2008.
通过分析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和其他投资保护标准的关系，Schreuer表明，这些标准虽然各自独立，但彼此之间尚有关联。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2005.
这套丛书涉及不同标准，每卷通常会包含一个章节，分析当前所论述的标准和其他标准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争端解决

有关争议解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投资者-东道国仲裁上，既包括对技术性法律问题的分析，也包括对投资者-东道国仲裁是否适合裁决国际投资法问题的（通常是批判性的）研究。前一类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Schreuer等人于2009年的著作，该书就《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华盛顿公约》）作了逐条评注。Douglas于2009年的研究与Leben于2010年的文集提供了进一步分析。批判性研究大多数都强调了具体问题，例如仲裁庭的组成、透明度和仲裁参与。在更普遍的层面上，Gelinas于2005年的研究发出警告，认为投资仲裁不能变为“专家的独裁”。Van Hagan于2008年的研究认为，投资仲裁不能满足公法裁决对公正性和独立性的要求，同时Puig于2012年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评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制度合法性的概念框架。同样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Tams于2007年的研究，它讨论了ICSID上诉制度的利弊，探讨了促进投资仲裁一致性的替代办法。相关的讨论也可以参考Parra于2012年的研究（参见上文“历史”一节）。Douglas, Zachary.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Investment Claim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Douglas对国际投资法的主要程序问题进行了十分尖锐的分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提出了54条“规则”，或称“命题”。

Gelinas, Fabien. “Investment Tribunals and the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del: Mixed Procedures and Creep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orld Trade Law. Edited by Mark W. Gehring and Marie-Claire Cordonier Segger, 577–591. The Hague: Kluwer, 2005.
本文认为，投资仲裁面临着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专家独裁’的恐惧：由独立承办方管理的、只对彼此负责的官僚机构”。
Leben, Charles, ed. La procédure arbitrale relative aux investissements internationaux. Paris: Librairie Géné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2010.
这是一本关于管辖权、可受理性、程序问题及其面临的挑战的论文集。
Puig, Sergio. “Recasting ICSID’s Legitimacy Debate: Towards a Goal-Based Empirical Agenda.”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6 (2012): 1–22.
本文提住了一个评估ICSID合法性的概念框架，从而更有利于提出政策建议。该框架以ICSID外部所欲达成的目标为基础，特别是其作为专门争端解决机构的效用、避免基于权力的争端外交解决，以及鼓励私人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Schreuer, Christoph, Loretta Malintoppi, August Reinisch, and Anthony Sinclair.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2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书对《华盛顿公约》进行了详尽而权威的逐条分析。本书逐条评注之前并没有总括的一般性章节，但是该评注对ICSID系统的运作及其面临的挑战有极为深刻的洞察。这部巨著对学者和法律从业者来说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文献。
Tams, Christian J. “Is There a Need for an ICSID Appellate Struc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Taking Stock after 40 Years. Edited by Rainer Hofmann and Christian Tams, 223–250.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2007.
本文认为，搭建上诉机制的理由在于其促进一致性的功能，而非其权威性的决定。该优势只能通过具有综合能力的单一架构来实现，并且应当权衡诉讼时间更长、费用更高的风险。
Van Harten, Gus. “A Case for 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ur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Geneva, 15–17 July 2008.
本文认为，基于投资条约的仲裁不符合公法裁决要求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标准，并主张应当鼓励各国设立国际投资法院。

替代争端解决措施

Franck 于2008年发表的文章评估了各种国际投资争端替代性争端解决（ADR）机制的利弊。Franck 与 Joubin-Bret 发表于2011年的文章概述了国际投资争端的 ADR 机制，并提供了权威性的评论。许多作者都讨论了为什么 ADR 在投资争端中很少被使用。Coe 在其2005年的文章认为仲裁结果的不确定性确保了双方都愿意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对此，Clodfelter 发表于2011年的文章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其认为，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导致各方无法评估他们的在程序中的立场与价值，因而构成了友好解决的根本障碍。Schwebel 于2007年发表的文章认为，负责处理投资争端的官僚机构可能有兴趣将监督合同履行的责任转移给仲裁庭。Reisman 于2009年发表的文章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并补充道，ADR 与21世纪初对透明度的要求是互相冲突的，尽管 ADR 确实能够提高效率，但这只有在当事方穷尽其他手段后仍不得不走向仲裁时才是如此。

Clodfelter, Mark A. “Why Aren’t More Investor-State Treaty Disputes Settled Amicably?”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s: Prevention and Alternatives to Arbitration II: Proceedings of the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and UNCTAD Joint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held on 29 March 2010 in Lexington, Virgi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ited by Susan D. Franck and Anna Joubin-Bret, 38–4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本文指出友好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障碍就是双方无法评估各自的诉讼地位，而这是由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造成的。
Coe, Jack J., Jr. “Toward a Complementary Use of Conciliation in Investor-State Disputes.” U. C. Davis Law Review 12 (2005): 7–46.
本文认为仲裁程序结果的不确定性让双方都对寻找共赢方案抱有兴趣，而双边投资条约应当提供前仲裁的调解机制。
Franck, Susan D. “Challenges Facing Investment Disputes: Reconsidering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n Appeals Mechanism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Edited by Karl P. Sauvant, 143–1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文根据有利于采用最迅速、非正式、友好和廉价的方法的总体目标，评估预防性、协商性、促进性、事实查明性、咨询性和强制性的ADR方法在投资争端中应用的效用和缺点。
Franck, Susan D., and Anna Joubin-Bret, eds. Investor-State Disputes: Prevention and Alternatives to Arbitration II: Proceedings of the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and UNCTAD Joint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held on 29 March 2010 in Lexington, Virgi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1.
本文为国际投资争端中的 ADR 方法提供了一份出色的概述以及权威的评论。
Reisman, W. Michae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and ADR: Married but Best Living Apart.” ICSID Review 24.1 (2009): 185–192.
作者坚持认为，尽管在强制仲裁制度的框架内已经出现了大量的 ADR 方法。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ADR 方法即便失败当事方也仍可以进行强制仲裁，因此 ADR 还不能替代投资仲裁。
Schwebel, Stephen M. “Is Medi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Disputes Plausible?” ICSID Review 22.2 (2007): 237–241.
本文认为负责处理投资争端的官僚机构可能有兴趣将确保条款履行的责任转移给仲裁庭。

仲裁同意

正如 Paulsson 发表于1995年的文章所强调的，自 ICSID 成立以来，投资仲裁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仲裁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所谓的条约仲裁所取代，因此 BIT 争端解决条款构成了东道国向投资者提供的以仲裁解决投资争端的邀请。Schreuer 发表于2008年的文章系统概述了各种同意的来源及它们引起的问题。Steingruber 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分析了投资仲裁中的同意问题，并将其置于国际仲裁同意问题的宽泛背景中进行研究。Andreeva 发表于2011年的文章认为，包含在 BIT 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条款必须与国家的单方行为适用同样的规则来解释，而不能按照条约解释规则来解释。Potestà 发表于2011年的文章也针对国内投资法中包含的争端解决条款提出类似的论点，并强调投资者的合法期待的关键作用。Weeramantry 和 Wilson 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研究了将 BIT 争端解决条款仅限于（征收）补偿金额的仲裁实践，它们仍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签署的 BITs 中找到。另一个热点问题是最惠国待遇（MFN）条款能否适用于 BIT 争端解决条款。Radi 发表于2007年的文章，Freyer和Herlihy发表于2005年的文章，以及Paparinskis 发表于2011年的文章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还有一些作者则分析了投资者-国家仲裁的单边性，认为这使得东道国提出反请求变得极为困难。

Andreeva, Yulia. “Interpreting Consent to Arbitration as a Unilateral Act of State: A Case against Conventions.”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7 (2011): 129–147.
该文认为，东道国在 BIT 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不应当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国家之间条约中的条款来解释，而应当按照国家单边行动的解释原则来解释。
Freyer, Dana H., and David Herlihy.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and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Just How ‘Favored’ is ‘Most-Favored?’” ICSID Review 20.1 (2005): 58–83.
Freyer 与 Herlihy 认为，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这一问题做出的彼此矛盾的决定可能主要取决于当事国的动机（intent）。最惠国条款是否有限制条件以及是否授予管辖权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Paparinskis, Martins. “MFN Clause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Moving Beyond Maffezini and Plama?” ICSID Review 26.2 (2011): 14–58.本文尤其认为，“优惠”（favorable）的通常含义要求足够的可比较性，来区分所谓的较大或较小的优惠。给予程序救济要比不给予程序救济要更加优惠。然而，大多数程序事项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技巧或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便利。
Paulsson, Jan. “Arbitration without Privity.” ICSID Review 10.2 (1995): 232–257.Paulsson 著名的贡献在于他首先了强调东道国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对仲裁的同意对投资仲裁庭裁决的特殊意义，即便在东道国与特定投资者之间没有进一步的协议。
Potestà, Michel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ent to ICSID Arbitration Contained in Domestic Investment Laws.’”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7 (2011): 149–169.
本文分析了通过国内法授予 ICSID 管辖权的特殊性，并讨论了国际法委员会（ILC）关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的意义，以及投资者合法期待的意义。
Radi, Yannick.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st-Favoured-Nation Clause to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visions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Domesticating the ‘Trojan Hors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 (2007): 757–774.
这篇文章宣称争端解决机制在保护投资上的作用证成了它们与 BIT 待遇的实质关联性，因此除非双方有相反的意愿，最惠国待遇条款应当适用。所以，国家应当以附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取代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
Schreuer, Christoph. “Consent to Arbitr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dited by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831–86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文系统性地概述了国家同意的各种来源/形式，以及不同来源/形式所产生的问题。
Steingruber, Andrea Marco. Consen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本书从更普遍的“国际仲裁中的同意”这一更普遍的视角研究了国家同意对投资仲裁的意义。
Weeramantry, J. Romesh, and Claire Wilson. “The Scope of ‘Amount of Compens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 in Investment Treaties.”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Edited by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40942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文分析了仲裁庭对 BIT 中“关于补偿数额”所指范围的判断分歧，并指出采取限制性解读的做法优先考虑了条约文本的通常含义；相反，认为该条款隐含地授予了仲裁庭对（其他）实体问题管辖权的，则坚持其合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仲裁庭的组成

Griffith 发表于1998年的文章是对仲裁庭组成的一份早期研究成果，该文献指出，对当事人所指定仲裁员的两种期待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一方面是对仲裁员偏向指定方的期待，另一方面是高度公正性的期待。这篇文章还认为单一仲裁员模式在速度和效率上具备优势，并且能够降低成本。权衡之下，这些优势可能会超过三人仲裁庭带来的好处。不同于商事仲裁，组庭问题是投资仲裁领域中一个非常棘手的事项。这是由于投资仲裁庭频繁被要求解释和适用类似的双边投资条约条款。Ziadé 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探讨了当仲裁员对一个重复出现的法律问题在过去已采特定立场时所产生的若干冲突情景、各方以不同身份（仲裁员或律师）在不同案件中彼此交互时产生的若干冲突情景，以及对方律师在仲裁庭的挑战。Paulsson 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措辞严厉地评论了一些不当行为，并认为避免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彻底叫停单边任命仲裁员的做法。或者至少，规定必须从预先存在的合格仲裁员名单中任命，或规定 “盲选”任命以防被提名人知道是谁任命了他们。Branson 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则持有不同观点，其认为在一个只有首席仲裁员才有中立义务的系统当中，当事人、律师以及仲裁员可以按照这种角色分工来行动。相反，如果要求所有的仲裁员都保持公正，那么当事人任命律师反倒会面临道德风险。这篇文章断言，只要政府和企业不愿意改变这个系统，那么这个困难就是留给首席仲裁员在进行审议时解决的。另外，该问题也已成为量化研究的对象，尤其是 Franck 等人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Social Sciences 引用）以及 Kapeliuk 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Van Harten 在2011年批评了 Franck 与其同事的研究方法，认为确定“具体案件判断中的指导因素是什么”存在困难，因此必须考虑到对机构独立性的保护。

Branson, David. “Sympathetic Party-Appointed Arbitrators: Sophisticated Strangers and Governments Demand Them.” ICSID Revue 25.2 (2010): 367–392.
本文认为在一个只有主席才有中立义务的系统中，当事人、律师以及仲裁员可以按照这种设定各自行动。相反，当所有的仲裁员都有公正义务时，反而会产生道德风险。公正问题是留给首席仲裁员在进行审议时考虑的。
Griffith, Gavan. “Constitution of Arbitral Tribunals: The Duty of Impartiality in Tribunals or Choose Your Arbitrator Wisely.” ICSID Revue 13.1 (1998): 36–50.
本文一方面期待被指定的仲裁员偏向指定方，另一方面又要求公正性，这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一人仲裁庭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这些优势甚至胜过三人仲裁庭带来的好处。
Kapeliuk, Daphna. “Collegial Games: Analyzing the Effect of Panel Composition on Outcom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view of Litigation 31 (2012): 267–311.
本文强调，任命经验更丰富的仲裁员并不会提高任命方对胜诉的期待。因此，对 ICSID 仲裁庭的仲裁员人选过于封闭的质疑尚有讨论的空间。
Paulsson, Jan. “Moral Hazard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ICSID Review 25.2 (2010): 339–355.
该文献由投资仲裁领域著名的实务人员所著，其批评了许多仲裁员的不当行为，并支持废除单边指定仲裁员的做法，这反倒突出有必要进一步发挥仲裁机构的功能。
Van Harten, Gus.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Oñati Socio-Legal Series 1.4 (2011): 1–29.
Van Harten 认为，在特定案件中，我们通过经验等方法对决策者思维模式的了解总是有限的，因此纳入机构独立性保障对于仲裁程序的利益相关者（不论是公众、当事人还是仲裁员）而言十分重要。
Ziadé, Nassib G. “How Many Hats Can a Player Wear: Arbitrator, Counsel and Expert?” ICSID Revue 24.1 (2009): 49–64.
作者探讨了当特定个体对一个重复出现的问题已持有特定立场时可能引发的若干冲突场景，以及各方以不同身份（律师或仲裁员）在不同案件中彼此互动的情形。作者还简要介绍了关于质疑对方律师的相关实例。

透明度与参与度

ICSID Review（第25卷第2期）2007年的一个特别栏目，讨论了投资仲裁中的透明度和法庭之友的介入。该专栏由Brigitte Stern、Eloïse Obadia 以及 Florian Grisel 和 Jorge Vinuales撰写。Grisel 和 Vinuales 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特别强调，如果要求法庭之友的陈述不能与当事方的陈述重叠，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法庭之友是否可以通过提出当事方未曾探讨过的管辖权异议来“从当事方手中夺走案件”（第382页），以及法庭之友是否应获得查阅（have access to）当事方诉状（Pleading）的权利。这篇文章还认为，法庭之友的加入加强了仲裁庭的合法性、帮助对裁决程序做出了贡献，因而与裁决相关的干预行为的成本在相当程度上应当由当事人分担。Stern 发表于2007年的文章描述、对比了 WTO、NAFTA 与 ICSID 的法庭之友干涉程序，并认为法庭之友陈述应当强化在市民社会中实现经济正义的感受。Harrison 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呈现了更具批判性的视角，他探索了在法庭之友干预中应用人权以提出社会正义问题的优势与局限性。这篇文章认为，尽管仲裁庭基于对问题所涉公共利益、法庭之友的专业知识以及透明度的考量，选择接受法庭之友陈述。然而，法庭之友如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又是专业意见的提供者，将会存在危险。此外，法庭之友的意见与其说是透明度的问题，不如说是参与度的问题。因为此种参与的效果将取决于其他的透明度问题，尤其是对关键文件的获取能力。Knahr 发表于2011年的文章主张，法庭之友的干预可能导致投资争议的政治化以及仲裁员屈服于政治压力的风险，以至于对争端解决程序本身造成损害。Asteriti 与 Tams 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试图评估，国内法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导投资仲裁机制。Fach Gómez 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建议管理投资仲裁的机构新设立一个专门致力于维护集体利益的永久性机构。

Asteriti, Alessandra, and Christian J. Tams. “Transparency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 Edited by Stephan W. Schill, 787–81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本文考虑到公法与投资法的商业路径的不同之处，Asteriti 与 Tams 审视了透明度与公共利益代表的问题。与国内公法的方法进行比较是为了探索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方法上指导未来的投资仲裁。
Fach Gómez, Katia. “Rethinking the Role of Amicus Curia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How to Draw the Line Favorably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5 (2012): 510–564.
本文尤其建议投资仲裁机构新设立专门致力于维护公共利益的永久性机构
Grisel, Florian, and Jorge E. Vinuales. “L’amicus curiae dans l’arbitrage d’investissement.” ICSID Review 22.2 (2007): 380–432.
作者在本文中处理了若干法庭之友干预的实务问题。
Harrison, James. “Social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The Value of Human Rights Interventions.” In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Edited by Pierre-Marie Dupuy, Hans-Ulrich Petersmann, and Francesco Francioni, 396–4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探索在法庭之友干预中使用人权来提出社会正义问题的优势与局限性，并提出，仲裁庭缺少对此类争议的参与强化了“稀缺资源分配权被特定领域技术专家所控制”的观点。
Knahr, Christina. “The New Rules on Participation of Non-Disputing Parties in ICSID Arbitration: Blessing or Curse?”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Edited by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319–33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文主张尽管法庭之友的干预可能有助于提高投资仲裁系统合法性，并且为仲裁庭提供专业知识，但是也存在程序过载以及投资争端政治化的风险。
Stern, Brigitte. “Civil Society’s Voice in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putes.” ICSID Review 22.2 (2007): 280-348.
本文描述并对比了 WTO，NAFTA 以及 ICSID 法庭之友干预的不同，并建议法庭之友陈述应当巩固市民社会经济正义得到实现的感觉。

审查标准

Burke-White 和 Von Staden 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指出，谦抑的审查标准对于维持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十分重要。Henkels 发表于2013年的文章指出，东道国当局和其公民的亲近程度及其更深入的专业知识构成了采取这种谦抑标准的理由。Moloo 和 Jacinto 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认为不需要规定一般性的审查标准，适当的、谦抑的审查标准可以通过阐明条约文本来发现。Foster 在其发表于2012年的文章中试图论证投资仲裁庭应当在有关案件中适用国际法上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

Burke-White, William, and Andreas von Staden. “Private Litigation in a Public Law Sphere: The Standard of Review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s.”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5 (2010): 283–346.
本文指出为了维护国际投资仲裁的合法性，仲裁庭必须对公法争端采用谦抑的审查标准，并且对公法裁决标准进行比较分析，以做出前后一致的，理论坚实的裁决。
Foster, Carline. “Adjudication, Arbitration and the Turn to Public Law ‘Standards of Review’: Putt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Crucib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 (2012): 525–558.
本文认为尽管投资仲裁庭在涉及国内有权自主监管的敏感问题上（比如卫生、环境问题）被迫使用公法审查标准，但是考虑预防原则等国际公法的内容也不失为可行的替代方案。
Henckels, Caroline. “Balancing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Role of the Standard of Review and the Importance of Deference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 (2013): 197–215.
Foster 认为国际裁决保持谦抑有两个基本原因：其一是东道国的自主监管权、东道国当局与其人民的亲近性，其二是更大的机构权限与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她通过比较的方法审视这些理由，横跨了投资仲裁、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以及 WTO 争端解决机制。
Moloo, Rahim, and Justin M. Jacinto. “Standards of Review and Reviewing Standards: Public Interest Reg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2011–2012. Edited by Karl P. Sauvant, 539–56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作者断言仲裁庭针对条约的总体适用采取一般性的谦抑态度既无必要也不妥当，因为所有的标准本身都内涵一定程度的谦抑。

管辖权竞合

该领域的学术著作主要围绕国际投资仲裁庭与国内法院管辖权的竞争，以及国际仲裁庭之间管辖权的竞争进行讨论。就前一类文献而言，Fadlallah 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提出，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协议管辖（contractual jurisdiction）或仲裁条款不影响投资者向 ICSID 仲裁庭提出合同诉求的自由。Jardim Oliveira 在其发表于2013年的文章中断言，由于诉诸国际仲裁庭的保护对象实际上主要是实力强大的投资者，而这些投资者本身就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因而公平地讲，国际仲裁庭似乎也没有正当理由在一般意义上主张高于地区法院的投资争端管辖权。Shany 发表于2005年的文章认为，投资仲裁庭针对平行程序的决定分歧反映了对 BIT 的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其是自成一体的（封闭结构），也有观点认为其是更开放的结构，应当与其他规范相协调。该文献认为，关于国家礼让及程序滥用的一般性法律原则将有助于缓和这些竞争性的法律主张，因为其不要求国际仲裁庭抛弃其对所涉条约的性质（自给自足还是相对开放）所持立场。Cunibert 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认为，待决案件（lis pendens）的机制不符合国际环境。Kaufmann-Kohler 等人在2006针对案件合并问题做出了一份全面的报告，其结论是合并案件必须考虑到同意与正当程序。Shany 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认为案件合并规则一方面应当区分“完全一致”与“足够相似”的程序，另一方面应当辨别由议题共性决定的“相关”程序。

Cuniberti, Gilles. “Parallel Litig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ICSID Review 21.2 (2006): 381–426.
本文认为待决案件通过中立的时间因素处理平行程序，不论公正性还是合法性都无法保证，因而并不符合国际背景。而且待决案件到头来总是允许平行程序继续，因为这两个程序会被认为处理的是不同的争端。
D’Agostino, Joseph. “Rescu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troducing Derivative Actions, Class Actions, and Compulsory Joinder.” Virginia Law Review 98 (2012): 177–229.
D’Agostino 认为，应当在国际投资协议中加入集体诉讼、强制参与与衍生诉讼，利用公平公正待遇（FET）标准来救济东道国政府未能对少数股东提供最低限度保护的问题。
Fadlallah, Ibrahim. “La distinction treaty claims—contract claims et la compétence de l’arbitre CIRDI: Faisons-nous fausse route?” In Le contentieux arbitral transnational relatif à l’investissement. Edited by Charles Leben, 205–218. Leuven, Belgium: Anthemis, 2006.
本文主张协议管辖和订入投资者与东道国协议的仲裁条款不会排除投资者在ICSID仲裁庭提起商业索赔的自由。
ICSID Review 27.2 (2012—).
案例评论部分针对投资仲裁中的集体诉讼问题提供了若干详尽的分析。
Jardim Oliveira, Thiago B. “The Authority of Domestic Courts in Adjudicat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Beyo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eaty and Contract Claim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 (2013): 175–195.
本文指出投资仲裁庭可能抽象地认为其对于投资争端的管辖权高于国内法院。
Kaufmann-Kohler, Gabrielle,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Victor Bonnin, and Makane Moïse Mbengue. “Consolidation of Proceeding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How Can Multiple Proceedings Arising from the Same or Related Situations Be Handled Efficiently?” ICSID Revue 21.1 (2006): 59–125.
这是一份非常全面的报告，其结论是案件合并必须考虑到同意和正当程序，这既是决定合并与否的主要检验标准，也是合并程序的执行标准，仲裁庭不能将所有的索赔视为完全相同的。
Shany, Yuval. “Contract Claims vs. Treaty Claims: Mapping Conflicts between ICSID Decisions on Multisourced Investment Claim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9 (2005): 835–851.
本文认为投资仲裁庭在这些问题上的不同决定反映了对BIT的不同态度——更加自给自足还是更加开放。礼让原则与禁止滥用权利的原则能够中和这两种法律主张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不需要仲裁庭抛弃其针对条约性质持有的立场。
Shany, Yuval. “Consolidation and Test for Application: Is International Law Relevant?” ICSID Revue 21.1 (2006): 135–149.
本文认为合并规则应当进一步区分“完全相同”的程序与“足够相似”的程序，并能够辨识“有关”程序。“有关”程序应当通过参考程序之间的共性，并允许对各种考量进行权衡，包括当事方对合并案件的态度以及对正当程序问题的态度。

准据法/法律适用

关于 ICSID 公约第42条第1款，有一份重要的文献指出，当缺乏当事人对于准据法的合意时，仲裁庭会适用缔约当事国在处理此类争端的国内法（包括冲突法规则）以及国际法规则。在条约仲裁得到绝大发展之前，Shihata 与 Parra 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就强调了该条款所允许的当事人自治的特殊范围以及国际法所发挥的作用。当国内法或依据国内法做出的行动违反国际法时，这些条款可被用于填补国内法的漏洞，也可被用于排除国内实体法的适用。Parra 在其2001年发表的对条约仲裁的评论中指出，条约仲裁内在地决定了仲裁员也可适用一般国际法规则。Reisman 发表于2000年的文章认为，自决原则要求对国内法保持尊重，并且只有在国内法与国际强行法规则相冲突或国内法存在空白时——也即存在社会法律体系的相对滞后，整个法律体系都尚未考虑对某类交易进行管制或提供救济——才能适用国际法。与此相反，Gaillard 与 Banifatemi 在其发表于2003年的文章中论证道，第42条第1款的“and”如其字面意思，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每一个 ICSID 仲裁庭都有权自由裁量国际法能否直接适用，而不需要通过东道国法律的审查。Spiermann 在2008年建议，对于国际法规则的充分接受是解决投资争端的关键。Kjos 发表于2013年的文章则针对投资仲裁中作为实体问题准据法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互动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

Gaillard, Emmanuel, and Yas Banifatemi. “The Meaning of ‘and’ in Article 42(1), Second Sentence, of the Washington Conven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ICSID Choice of Law Process.” ICSID Review 18.2 (2003): 375–411.
认为将第42条指涉的国际法规则视为强行法将会使这种援引毫无意义。因为强行法本身就总是在效力上优先。ICSID仲裁庭应当在决定国际实体法是否能够直接适用的问题上拥有裁量权，而不需要通过东道国法律的审查。
Kjos, Hege Elisabeth. Applicable Law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Kjos 审查了国内法与作为投资仲裁实体问题准据法的国际法之间的互动。
Parra, Antonio R. “Applicable Substantive Law in ICSID Arbitrations Initiated under Investment Treaties.” ICSID Review 16.1 (2001): 20–24.
作者认为条约仲裁本身就允许仲裁员援引一般国际法来填补条约未尽事宜。
Reisman, W. Michael. “The Regime for Lacunae in the ICSID Choice of Law Provision and the Question of Its Threshold.” ICSID Review 15.2 (2000): 362–381.
自决原则要求对国内法律保持尊重。只有在国内法违反强行法规范，或国内法存在空白时国际法才能进行干预。这种空白只有在当事国的整个法律体系都尚未对此类争端考虑管制或救济措施时才会存在。
Shihata, Ibrahim F. I., and Antonio R. Parra. “Applicable Substantive Law in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Private Foreign Parties: The Case of Arbitration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ICSID Review 9.2 (1994): 183–213.
条约仲裁迅速发展前，两位前ICSID秘书长强调了42条下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并且认为国际法可以被用于填补国内法的漏洞，或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相抵触时用于排除国内实体法的适用。
Spiermann, Ole. “Applicable Law.”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Edited by Peter Muchlinski, 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 89–1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本书认为从实质上充分接受国际法作为准据法对于解决投资争端非常重要。

赔偿

Ripinsky 与 Williams 于2008年合著的一篇文章对投资仲裁中的损害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Alexandrov 与 Robbins 发表于2009年的文章则对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Aaken 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对学者和实务人员都具有十分重大和基础性的意义。van Aaken 通过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得出了应当更多地采用原初的、恢复性的救济方式而非（金钱）补偿的结论，并进一步确定了其在法律上的依据。Dumberry 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审查了精神损害的赔偿方式及其对东道国严重违约行为的预防功能。

Alexandrov, Stanimir A., and Joshua M. Robbins. “Proximate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2008–2009. Edited by Karl P. Sauva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是两名杰出的实务人员所著的文章对投资仲裁中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索。
Dumberry, Patrick. “Compensation for Moral Damages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Disputes.” J. Int. Arb. 27 (2010): 247–276.
本文审查了针对投资者精神损害判给金钱补偿的判决，分析了其判给的条件，认为东道国违约行为的严重性会影响补偿的判给数量，因为这向东道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Ripinsky, Sergey, and Kevin Williams.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London: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8.
本文对针对国际投资仲裁中损害问题做出了全面的研究。
Van Aaken, Anne.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National State Liability: A Functional and Comparative View.”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Comparative Public Law. Edited by Stephan W. Schill, 721–7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本文通过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该作者认为在投资仲裁法中，有必要更多地采用原初性的（预防性的或恢复性的）而非赔偿性的救济方式，并且对类似的做法进行了列举。

废除、承认与执行

Gaillard 与 Banifatemi 发表于2004年的文章对ICSID的裁决撤销系统进行了彻底的分析。Fernández-Armesto 在2011年发表的文章将ICSID与非ICSID裁决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对比。Verhoosel 发表于2008年的文章讨论了ICSID与非ICSID裁决在执行层面各自的优势与弊端。Stephenson 等人在其发表于2011年的文章中分析了当地法院对商事仲裁进行干预的条件，以及未能成功执行仲裁裁决根据BIT是否具有可诉性的问题。

Fernández-Armesto, Juan. “Different Systems for the Annulment of Investment Awards” ICSID Review 26.1 (2011): 128–146.
本文对比了ICSID的裁决撤销系统与非ICSID裁决的撤裁系统。
Gaillard, Emmanuel, and Yas Banifatemi, eds. Annulment of ICSID Awards: A Joint IAI-ASIL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April 1, 2003. IAI Series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untington, NY: Juris, 2004.
该章节包含了著名实务人士对 ICSID 裁决撤销程序中所有关键问题的分析。
Stephenson, Andrew, Lee Carroll, and Jonathon DeBoos. “Interference by a Local Court and Failure to Enforce: Actionable under 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In Evolution in Investment Treaty Law and Arbitration. Edited by Chester Brown and Kate Miles, 429–44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本书分析了当地法院干预商事仲裁的条件，以及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在 BIT 下是否可诉的问题。
Verhoosel, Gaëtan. “Annulment and Enforcement Review of Treaty Awards: To ICSID or Not to ICSID.” ICSID Review 23.1 (2008): 119–154.
本文从强制执行的角度，比较了 ICSID 与非 ICSID 程序，并认为，尽管 ICSID 系统允许在短时间内以极低成本采取多种执行行动，但是也有一些优势是 ICSID 仲裁无法拥有的，比如，国家法院为帮助执行在诉讼早期提供的临时救济。